前不久，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去世。由于专业上的隔阂，我无法对何先生在其专业层面作出评价，但是余英时先生对他有个四个字的评语：“才如大海”，基于对余先生的学术及其学术眼光的了解，我比较倾向于余先生的这个评价。

不过，前几年我在做民国学人口述时，与韦君宜先生的女儿杨团老师有过一次采访，她向我转述一个中年华人学者的话，说当年和韦先生一起读书的老人们，尽管现在都已经是名满天下的教授，但他们基本上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在当年清华北大他们只是二流的学生，真正一流的学生都去搞学生运动了。何炳棣与韦君宜先后在南开和清华同学，由于接触了这样的口述资料，在阅读何炳棣的学术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时，我便格外注意里面是否有这方面的表述，读完全书，也没有发现何先生在他的自传中有丝毫这样的感觉。

我猜想，这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何炳棣“自视甚高”，这从其自传中是可以看的出来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始终萦绕于何何炳棣心头脑际的是“第一流”、“最高水平”、“大课题”、“第一等重要问题”这些概念；第二是他确实有“自视甚高”的资格，第六届留美考试第一名，即使没有后来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在当时也不能说是二流的学子。不过，个案不能代替整体状况，关于当年学生状况的判断，我仍然相信杨团老师的转述和韦君宜先生判断，这是个题外话，有心人不妨根据材料做一下比较。我们在此继续说何先生。

读何先生的学术自传，确实能感受到其“雄心万丈”，生动，坦诚，不仅是研究学术史的上佳材料，也是研究知识分子乃至教育史以及中西比较教育的绝好材料。稍微遗憾的是，这部以史家眼光写就的学术自传，对于上个世纪中叶国内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及在变化之中何先生自己的心路历程没有剖析，这就给后来研究者做判断增加了难度，尽管从何炳棣的一生脉络开看，1949年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之后留在海外从事学术研究似乎是顺利成长，但是，若无外力影响，乡土观念与家国观念极重的何炳棣似乎没有理由寄居海外而不是选择回国。

可以参证的是，1971年，阔别故国27年的何炳棣以华裔历史学家的身份首次访华，回美国之后发表演讲《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对当时处在文革中的中国社会作出了高度的认同和评价，而当时中国社会还在文革当中，从高级知识分子到普通百姓，都生活在物质极度短缺，精神极端压抑的环境里。历史学家何以失察？以至于何炳棣在晚年宁愿选择“愿意把它忘掉”，谢泳的解释是“民族感情”，而非“知识上的原因”。结合谢泳先生的判断，基本上可以判定，何炳棣之所以没有选择学成归国，应该存在外力的影响，这个外力，或许可以从其早期在清华受教育时对于一二九运动的态度上找到渊源，在当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那些青年学生中，以左中右来划分，何炳棣算是右派，对于当年的学生运动，何炳棣在65年之后依然认为参与运动的那些同学是“不择手段，不断酝酿制造反政府游行示威，鼓动风潮，罢课罢考”的行为，经过何炳棣一生都是典型不介入政治的学者，其治学领域也绝少意识形态色彩，但从这样的词句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他对于之后得势的共产党的态度，我判断，正是这种态度，影响了何炳棣，让他留在海外而不是回国。

纵观五十年代何炳棣在海外跻身国际史学界的道路，并非一番风顺，不过原因终究是中西学术规范不同的碰撞，丝毫没有影响他最后成为举世公认的历史学家。而在同一时期，他当年的同侪们在干什么呢？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持续不断地思想改造，有学术志业并且显露出学术的才华的人要么停止了发展，要么改变了过去的研究方向，在中国距离世界越来越远的时期，即使有早年受到的自由主义教育，也未能使他们距离世界近一点。

而当年，何炳棣们师从的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都曾“忍不住”教训学生“只有拼命培养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才是报国的真正准备功夫”。回过头来看历史，当何炳棣们因其学识为世界知识体系添加了增量而成为华人的骄傲，而当年的爱国者们留给历史的不过是一片荒芜，究竟谁爱国？我竟一时恍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