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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师,书籍上市一定要在微博发布一下,我希望成为第一个读者(至少第一个在美国的读者!)。我对这本书感兴趣,不仅仅因为先父曾就读于此,并且他还是在文革中就亲口告诉过我,刚刚开学时司徒雷登作为校长给他们致的欢迎词。更因为研究这段历史,对中国未来融入世界文明,重建信仰有重大的意义。

刚刚拜读了您的长微博,觉得您提出“评价”这个问题非常有深意:因为司徒雷登是谁,做了什么,产生什么影响本身似乎客观存在的,不会因我们的评价而改变,然而,我们如何评价,却决定了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处在人类文明史的什么阶段。

从这个角度,我在感谢您的同时,也提出些补充看法。请指教:

首先他是谁也未必那么简单。如果我们在49年前问他是谁,我想他的回答首先应该是“基督徒”,“上帝的仆人”,然后才是人间的职务。我在美国见过成百上千与他相似的人,他们的回答一定是把信仰放在第一位的。而这一点,又与对他如何评价息息相关。

您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和西方传教的正反方面分析非常到位。只有理解当时的背景,才可了解司徒雷登到底想做什么,及所作所为所产生的影响。赞一个!

其次,评价他,首先开始于如何评价青年司徒雷登的人生历程,这一点我想补充自己的意见:他如何由一个厌恶循规蹈矩的清教徒生活方式的小愤青,转变到自觉自愿成为上帝的仆人,继承父业来华传教?这个细节对我们了解他是谁及如何评价他都非常重要。我觉得您的描写有些过于轻描淡写,且进入了一个他希望“批判继承父业”的套路。

我拿儿子和我们教会其他少年做例子,来讲讲我对司徒雷登心路历程的理解:儿子他们在12~15岁左右都有一段叛逆,甚至对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冷嘲热讽。但进入16岁以后则变得非常顺服,相当敬虔。自觉远离性泛滥、毒品和污言秽语,成绩也直线上升。我看到他及其他孩子的变化,喜在心中,但感到这种奇妙的变化完全不是父母的教化结果,而是上帝对他们信仰的坚定。

我和许多美国的基督徒朋友,特别是哪些非常有独立思想的人沟通,他们青少年时代也大都经历过这样的历程,他们都认为是上帝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奇妙工作所致。

所以,司徒雷登的从厌倦甚至叛逆转变过来,应该是一个自然的信仰坚定过程,这种过程往往不是个人志向(如要改变父辈传教无效的状况)所决定的。这一点,不信基督教的人无法理解,但从基督徒的角度看,任何试图以世俗的角度去诠释这样的人生变化都是无力,甚至虚伪的。而他后来在传教和教育工作的改进与成功,则是他在坚定信仰基础上的智慧所产生的自然而然的结果。

我提出这点绝对不是吹毛求疵,或者强推信仰,而是想分享一个重要的真理:信仰与思想不同,后者可以令你获得知识,明白道理,却难以产生真正行动的力量。为什么司徒雷登做传教、做教育如此成功,而作大使却蹩脚到两边不讨好?他做这几件事的意愿都是至诚的,知识都是充分的。但他在做前两件事时,以信仰为翼他可纵情遨游,而当他被束缚在大使馆内、政治里,信仰就显得磕磕绊绊,工作业绩可想而之。

所以,只有从信仰的角度深入理解,才能得到这样的评价:【他是一个“(信仰)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利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人。】”

评价司徒雷登的困境,如同您指出的,在于我们自身。

评价司徒雷登是一种勇气、一种能力,还是一个定义。它是我们能否公正面对历史的勇气;是我们能否真正从信仰层面了解这个非常了解中国的基督徒的能力。而评价司徒雷登更是一种定义,它定义了今日的我们是谁,我们处在世界文明的什么位置,我们要往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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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

陈远

64篇文章 7年前更新

陈远:现居北京,多年进行民国史研究。文章散见于《南方都市报》、《温故》、《财经网》、《凤凰周刊》、《随笔》、《南方周末》,并数次被《新华文摘》转载,作品被多家选本选录。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道器之辨》《逝者如斯未尝往》、《正说李宗吾》(台湾秀威)、《逝去的大学》(编著)、《斯人不在》(编著)。2008年5月至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访问研究。博客文章不加注明者均为作者原创,未经本人许可,请勿转载,转载请联系本人:fengmanxi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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