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部深度透视燕京大学命运的著作《燕京大学：1919-1952》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我读后感慨不已。进入新千年以来，国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呼声不绝于耳。对此，朝野愿望可谓强烈，财政投入可谓充裕，出台的措施不少，但与目标的距离却未见拉近。然而61年前，北京就有一所已经跻身世界一流行列的大学消逝了，至今仍无再生的机会，这就是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前身是始建于清末的北平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等美英教会学校，后三所学校合并，司徒雷登出任校长。1919年他走马上任后，一面在市区的盔甲厂办学，一面到北平四郊踏勘新校址。最后，他从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购得睿王园。此后，他十赴美国募捐，聘请建筑名家设计，建成了以未名湖为中心、中国园林和西方现代设施有机结合的燕园。

　　司徒雷登担任校长期间，对中外教授在薪俸、住房、休假、医疗等方面一视同仁。只要学问突出，不论观点流派，均重金礼聘，燕京大学一时名家云集。外籍教师有洪业、斯诺、赖普吾、高厚德、班威廉、谢迪克、林迈可等，中国教师有胡适、吴宓、闻一多、冯友兰、许地山、熊佛西、陆志韦、郑振铎、周作人、郭绍虞、钱穆、钱玄同、俞平伯、朱自清、顾颉刚、金岳霖等。司徒雷登提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校园内崇尚民主自由，学术环境宽松活跃。学生除主修的专业课程与必修的国文、英文，可以跨系、跨院自由选修课程，修够学分即可毕业。师生之间，通过各种社团活动，融为一体，亲密无间，精神凝聚力极强。

　　上世纪20年代末，燕京大学就在国际上崭露头角，与世界知名学府建立了交换教授和学生的制度。中西教授同堂讲授，来自各国的学生同堂受业，熔中西文化于一炉。司徒雷登还取得美国霍尔基金会资助，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为中美学术交流，选派留学生提供资助与奖学金。燕京大学规模不大，23年间的毕业生不足万人，却涌现了黄昆、黄华、冰心、吴阶平、陈翰伯、韩素音、萧乾、李慎之、韩叙、费孝通、侯仁之、朱启平、严东生、沈元、谭文瑞、孙道临、周汝昌、蒋彦永等大批各界名人，光两院院士就有五十多位。

　　抗日战争期间，北平沦陷，燕大师生坚持抗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马上逮捕了司徒雷登及三十余位燕京大学师生，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司徒雷登才重获自由。在此期间，燕京大学部分师生流亡大后方，于1942年在成都复校。抗战胜利后，燕京大学率先在北平复校。

　　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校长由陆志韦接任。在解放战争期间，燕京大学学生投奔革命者不胜枚举。而建国后，燕京大学学生在外交界几乎撑起半壁江山。张东荪教授亦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奔走。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时，毛泽东曾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两校及名胜古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燕京大学于1951年改为公立大学，任命陆志韦为校长，毛泽东亦为燕京大学题写校名。但好景不长，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中美两国势同水火，燕京大学处境尴尬。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成为重点改造的对象，陆志韦的女儿陆瑶华甚至被动员公开批判父亲。当时对苏联一边倒，在高等教育领域也按苏联模式实行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一分为八，各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师大、民族大学、政法学院、财经学院、音乐学院和中央劳动干校，校园则被北京大学接管。从此，燕京大学在中国消逝。

　　上世纪80年代，黄华、雷洁琼、费孝通、吴阶平等燕京大学校友先后走上了国家领导岗位，唤起了燕京大学校友们让母校起死回生的心愿，但终未能如愿。燕京大学校友会创办了"燕京研究院"，并在未名湖畔竖立起"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纪念碑，保存了一点燕京大学的痕迹。

　　《燕京大学》的作者陈远今年35岁，是史学界的后起之秀，已有数种著作问世。他没有读过博士、硕士，本科毕业于石家庄一所工科院校，学的不是历史专业或教育专业，而是化工专业。他的问学之路别具特色。新千年之初，互联网刚刚进入中国的公共生活，当时办网站门槛不高，审批手续不复杂，不需要资金投入。尚未毕业的陈远办了一个思想文化网站，虽然影响没那么大，毕竟由此摸到了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脉搏。

　　陈远毕业后进入《读书时报》当编辑，他的视野就比较开阔，拥有了高于同龄人的文化起点。后来《新京报》创办，他成了最早的记者之一，从事高端文化采访。在此期间，他采访了二三十位燕京大学的老人，后结集成《消逝的燕京》一书，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燕京大学已经消逝60多年了，最后一批在校生，现在也已是八旬老人。所幸陈远动手较早，十年前还能采访到一些重要的当事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受访者已经陆续辞世。陈远和燕京大学本无渊源，但他的学术努力，却为燕京大学的精神薪火相传，留下了些许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