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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11月1日,创刊近三十年的《东方杂志》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约四百多封征稿信,胡愈之在信中说:

  “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截止到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答案,其中部分是《东方杂志》的读者。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总第三十卷第一号)以83页的篇幅一下子刊出142人的244个“梦想”(不算以漫画形式做“梦”的丰子恺),其中包括了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俞平伯、郁达夫、张申府、陈翰笙、金仲华、张君劢、邹韬奋、周谷城、宋云彬、李圣五、陶孟和、顾颉刚、章乃器、周作人、杨杏佛、马相伯、林语堂、夏丏尊、叶圣陶、俞颂华等大批人们所熟知的知识分子。
 
说梦者当中没有鲁迅,1933年元旦,他在收到《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当天,就写下了《听说梦》一文(4月15日发表在《文学杂志》第一号)。80年过去,前贤们的梦依旧是梦,鲁迅的《听说梦》,也依然没有过时。旧文重温,不得不佩服鲁迅的清醒。
 
听说梦
      鲁迅

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
  
  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临末有“新年的梦想”,〔2〕问的是“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答的有一百四十多人。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话之真,我高兴的翻了一下,知道记者先生却大大的失败了。
  
  当我还未得到这本特大号之前,就遇到过一位投稿者,他比我先看见印本,自说他的答案已被资本家删改了,他所说的梦其实并不如此。这可见资本家虽然还没法禁止人们做梦,而说了出来,倘为权力所及,却要干涉的,决不给你自由。这一点,已是记者的大失败。
  
  但我们且不去管这改梦案子,只来看写着的梦境罢,诚如记者所说,来答复的几乎全部是智识分子。首先,是谁也觉得生活不安定,其次,是许多人梦想着将来的好社会,“各尽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轨”气息了(末三句是我添的,记者并没有说)。
  
  但他后来就有点“痴”起来,他不知从那里拾来了一种学说,将一百多个梦分为两大类,说那些梦想好社会的都是“载道”之梦,是“异端”,正宗的梦应该是“言志”的,硬把“志”弄成一个空洞无物的东西。〔3〕然而,孔子曰,“盍各言尔志”,而终于赞成曾点者,〔4〕就因为其“志”合于孔子之“道”的缘故也。
  
  其实是记者的所以为“载道”的梦,那里面少得很。文章是醒着的时候写的,问题又近于“心理测验”,遂致对答者不能不做出各各适宜于目下自己的职业,地位,身分的梦来(已被删改者自然不在此例),即使看去好像怎样“载道”,但为将来的好社会“宣传”的意思,是没有的。所以,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
  
  然而要实现这“梦”境的人们是有的,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因为有这事实,这才使许多智识分子不能不说好像“载道”的梦,但其实并非“载道”,乃是给“道”载了一下,倘要简洁,应该说是“道载”的。
  
  为什么会给“道载”呢?曰:为目前和将来的吃饭问题而已。
  
  我们还受着旧思想的束缚,一说到吃,就觉得近乎鄙俗。但我是毫没有轻视对答者诸公的意思的。《东方杂志》记者在《读后感》里,也曾引佛洛伊特〔5〕的意见,以为“正宗”的梦,是“表现各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带着社会作用的”。但佛洛伊特以被压抑为梦的根柢——人为什么被压抑的呢?这就和社会制度,习惯之类连结了起来,单是做梦不打紧,一说,一问,一分析,可就不妥当了。记者没有想到这一层,于是就一头撞在资本家的朱笔上。但引“压抑说”来释梦,我想,大家必已经不以为忤了罢。
  
  不过,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有许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轰然的拍起手来。诚然,他也告诉过我们,女儿多爱父亲,儿子多爱母亲,即因为异性的缘故。然而婴孩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它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
  
  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在目下开口爱人,闭口情书,并不以为肉麻的时候,我们也大可以不必讳言要吃饭。因为是醒着做的梦,所以不免有些不真,因为题目究竟是“梦想”,而且如记者先生所说,我们是“物质的需要远过于精神的追求”了,所以乘着Censors〔6〕(也引用佛洛伊特语)的监护好像解除了之际,便公开了一部分。其实也是在“梦中贴标语,喊口号”,不过不是积极的罢了,而且有些也许倒和表面的“标语”正相反。
  
  时代是这么变化,饭碗是这样艰难,想想现在和将来,有些人也只能如此说梦,同是小资产阶级(虽然也有人定我为“封建余孽”或“土著资产阶级”,但我自己姑且定为属于这阶级),很能够彼此心照,然而也无须秘而不宣的。
  
  至于另有些梦为隐士,梦为渔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7〕,其实也只是豫感饭碗之脆,而却想将吃饭范围扩大起来,从朝廷而至园林,由洋场及于山泽,比上面说过的那些志向要大得远,不过这里不来多说了。
  
  一月一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上海《文学杂志》第一号。
  
  〔2〕《东方杂志》综合性刊物,一九○四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它于一九三三年出的“新年特大号”(第三十卷第一期)中,辟有“新年的梦想”专栏。当时该刊的主编为胡愈之。
  
  〔3〕《东方杂志》记者在“新年的梦想”专栏的《读后感》中说:“近来有些批评家把文学分为‘载道’的文学和‘言志’的文学这两类。我们的‘梦’也可以同样的方法来分类:就是‘载道’的梦,和‘言志’的梦。”又说:“‘载道’的梦只是‘异端’,而‘言志’的梦才是梦的‘正宗’,因为我们相信‘梦’是个人的,而不是社会的。依据佛洛伊特的解释,梦只是白天受遏抑的意识,于睡眠,解放出来。……所以‘梦’只是代表了意识的‘不公开’的部分,在梦中说教,在梦中讲道,在梦中贴标语,喊口号,这到底是不常有的梦,至少这是白日梦而不是夜梦,所以不能算作梦的正宗。只有个人的梦,表现各人心底的秘密而不带着社会作用的,那才是正宗的梦。”按《东方杂志》记者所说的“近来有些批评家”指周作人,他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认为中国文学史是“载道”文学和“言志”文学的消长史。
  
  〔4〕“盍各言尔志”语见《论语·公冶长》:“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孔子赞成曾点的话,见《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名点)、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曾点)曰:‘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5〕佛洛伊特(SAFreud,1856—1939)通译弗*抟恋拢碌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乃至常人的梦,精神病患者的症状,都是人们因受压抑而潜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Libido),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他的主要著作有《梦的解释》、《日常生活的病理心理学》、《精神分析引论》、《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等。
  
  〔6〕Censors英语,原义为检查官,弗罗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用以表示潜在意识压抑力。
  
  〔7〕名人指在《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上“说梦”的一些国民党官僚,如当时的铁道部次长、抗日战争中做了汉奸的曾仲鸣说:“何处是修竹、吾庐三径”;中国银行副总裁俞寰澄说:“我只想做一个略具知识的自耕农,我最酷爱田园生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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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

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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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现居北京,多年进行民国史研究。文章散见于《南方都市报》、《温故》、《财经网》、《凤凰周刊》、《随笔》、《南方周末》,并数次被《新华文摘》转载,作品被多家选本选录。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道器之辨》《逝者如斯未尝往》、《正说李宗吾》(台湾秀威)、《逝去的大学》(编著)、《斯人不在》(编著)。2008年5月至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访问研究。博客文章不加注明者均为作者原创,未经本人许可,请勿转载,转载请联系本人:fengmanxi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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