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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远的往事仿佛刚刚发生 |
| 夏和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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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商报记者 夏和顺
大学的历史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对待大学的态度反映一个国家对待文明的态度。最近，一本名为《燕京大学：1919—1952》的历史专著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迅速在读者中引发了热议，被称为“94年来最独特、最好看的燕京大学校史”。著名学者、燕京大学老校友余英时专门为该书作序，近代史学者陈远在书中，通过对燕京大学历史的追溯，提供了一面反观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文化史的镜子。
关注燕京大学独特之处
燕京大学1919年成立于北京，由三所教会学校合并而成，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出任校长。1952年，燕京大学因“院系调整”永远消逝。33年间，燕京大学在教育方法、课程设置、规章制度、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极为显赫的声名，并一度与北大、清华比肩，被誉为“中国教会大学之首”。
一流的大学总是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燕京大学有其独特性。作者陈远写作此书时给自己定下目标：并非写一部严格校史，而是关注其独特之处。他所要关注的，正是燕京大学与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冲突及其自我调适。
海外著名学者余英时对本书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不但如实地保存了燕京大学33年间的辉煌业绩，而且更将它‘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内在精神生动地呈现了出来”，尤其是最后一章，“笔下充满着感情，对于这一中西文化结晶的逝去，不胜其惋惜和伤悼”。
口述为主，档案为辅
《燕京大学1919—1952》不但是陈远十年研究的辛苦成果，也承载了燕大校友们的共同回忆。由于绝大多数档案不能开放，作者陈远在写作此书时，放弃主要依靠档案的想法，采用以当事人口述为主、档案为辅的方式。
在走访健在的燕京老人的过程中，陈远发现，虽已时隔多年，他们关于燕京的记忆却是那么鲜活。那些久远的往事，仿佛昨天刚刚发生一样。陈远说，他也同样惊诧于这些老辈对他这样一个无名小辈的热情。
日前，燕大校友张乃峥、张金哲、蒋彦永、夏自强、国仲元、郑介初、陈元方、全如贤等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新书发布会，93岁的协和医科大学教授张乃峥深情地回忆了在燕大时的学习和生活，他觉得燕京大学是很有特色、也成功的一所大学。冰心的女儿吴青在讲话时，还特别提到母亲与父亲吴文藻结婚时，由司徒雷登在燕园临湖轩主持婚礼一事。
出版引发知名学者热议
知名学者丁东、智效民、陈徒手、解玺璋、王东成等，也出席了新书发布和研讨活动，分别就燕大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影响，及如何评价司徒雷登等问题进行了现场交流。
王东成说，过去我们把西方传教士看做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实际上，西方传教士对于中国的教育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有许多非常好的大学是传教士办的。解玺璋认为，一所大学的核心价值就是自由和学术，没有自由就不能有学术，而没有学术的大学不是一所好的大学。
丁东说，燕京大学的消逝，不仅是院系调整的结果，而且是中国在20世纪世界潮流中的政治选择和文化选择的结果。智效民说，燕京大学为中国教育传递了一种理念和精神，我们今天回忆燕京大学应该受到启发。
陈徒手写过《人有病，天知否》和《故国人民有所思》，他的研究重点，与陈远有相似之处。他认为，陈远在写燕京大学时，对关键人物的采访很成功，口述的材料细节非常生动，这是在原来档案里不会有的。
| 专访《燕京大学：1919—1952》作者、近代史学者陈远 |
| 它是最强凝聚力的大学，没有之一 |
| 夏和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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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商报记者 夏和顺
《燕京大学：1919—1952》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青年学者陈远在兴奋之余也保持了一份镇定。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陈远说：文化人也是有权力的，“这个权力就是我们手中的笔，凡是权力，都有必要克制”。
我已过了“尽信书”的年纪
《文化广场》：《燕京大学》出版后，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谢泳教授称“这是近年少有的个人为一所大学写校史”。作为一名年轻的学者，你是怎样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的？
陈远：大概十多年前，我偶然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写司徒雷登的文章。和大家一样，我对司徒最初的印象，也是来自毛泽东那篇《别了，司徒雷登》。但是杂志上那篇文章对于司徒的描述完全不同。那时我已经过了“尽信书”的年纪，就想通过自己的思考来认识和判断司徒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我就开始有意收集资料，并且尝试着写了一篇关于司徒雷登的文章。文章发表后，被很多报刊转载，对我是个不小的激励。
人生中有很多机缘巧合。那篇文章被燕大校友会看到了，并且刊登在他们编的《燕大校友通讯》和一本司徒雷登纪念文集中。他们还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把校友通讯和纪念文集寄给我。我知道有校友会这个群体的存在，那时候，我对于司徒的资料已经积累了一些，注意到学界之前已经有过一些前辈对司徒做了不少研究。很自然，我就把关注的目光从司徒雷登转向了燕京大学。那时候，以燕京大学为研究主体的书，在中国还没有过。
记者生涯让研究有了烟火气
《文化广场》：你曾经任职于《新京报》，记者的经历是否有助于你的学术研究？
陈远：毫无疑问，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但是对于我，这个问题可以分开来说。我最初进入报界，只是为找一个维持生活的饭碗，我一开始就立志做个学者，在报界很长时间里，我一直没有归属感，和新闻界的同行们也比较疏离。但是记者经历确实对我帮助非常大，让我得以与海内外华语范围内一流前辈学者接触并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得以时时向他们请益。
那段生涯，因为每天都在跑来跑去，而不是身处书斋，这让我对于现实有比较直接的体悟。这种对于现实的体悟，让我在研究中不会轻易膺服于时髦的学术理论或学术框架，而是会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设想如果我身处彼时，我会作何选择，是否有更好的选择。这种与古人聊天的方式，让我的研究比较有烟火气息，不至于令人生厌。
非常感谢我在《新京报》任职时的李多钰总编，她能同意我在报纸上做燕京大学的系列口述，对于我的研究是非常直接的帮助。
从燕大与中国的互动切入
《文化广场》：你在自序中写道，这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燕京大学校史，你关注的，是它的独特之处。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档案资料的缺乏。如果有关燕京大学的档案能向你开放，这本书是否会写得更好？
陈远：我所选取的关注点与档案缺乏的关系并不是很大。我最初也曾经尝试写一本全面的校史，但是燕京大学所牵涉的领域太多，甚至很多系，比如新闻、社会学、历史和医预系等等，都值得专门研究，而且还需要很多跨学科知识背景。尽管我在搜集整理材料上用了十多年时间，但是要做整体性研究，可能需要同样长的时间。所以到后来，我把关注点放在了燕京大学与中国的互动这个具体的点，这让我在书写中更容易进入。尽管有些档案没能开放，但是，那些年我在对燕京老人的走访中发现，对于一些核心事件，他们都有非常清晰的记忆，有些我通过与档案核实，有些则是和其他当事人的回忆相互参证。对于这本书在燕京大学发展史上核心事件的叙述和判断方面，我还比较自信。当然，如果档案开放的话，这本书会比现在更细致一些。
不必淡化司徒雷登的宗教性
《文化广场》：你写司徒雷登，开始就写他在燕大就职典礼上受到冷遇，因为学生都去参加五四运动了，随后他又遇到教员和奖金奇缺的问题。这些问题最终迎刃而解，司徒雷登的毅力是否得益于他的宗教信仰？
陈远：是的，确实如此。司徒雷登的研究者们或多或少地淡化了他的宗教色彩，还有经历了新旧巨变的燕京老人们更是如此。这其中有很多历史的因素，但是我觉得，至少在现在，可以不必如此了。
《文化广场》：许多燕大校友都呼吁要在燕园立司徒雷登铜像，不知进展如何？你觉得能否成为现实？
陈远：在燕园为司徒立像是很多燕大校友的心愿。但是目前也只停留在呼吁阶段，要成为现实很难。就像司徒雷登的遗愿是把自己的骨灰葬在燕园至今没有实现一样。
《文化广场》：燕京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司徒雷登本是一名传教士，而他主政燕京大学，却选择了中国化并淡化宗教色彩的道路，这也可能是他在中国成功的重要原因。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陈远：简单地说，司徒雷登与他的前辈传教士有很大不同。在他之前，司徒雷登的前辈们都曾经用强制的办法让学生们皈依宗教，但是效果并不好，司徒雷登很好地吸取了前辈们的教训。另一方面，上个世纪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也促使当时的教会大学作出调整。更细致的情况，我在书中有很详细的叙述和论证。
大都历尽劫波，荣辱皆忘
《文化广场》：你做了很多燕大校友的口述实录，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文化抢救工作。当年教会大学的学生日渐稀少，健在都是80开外的老人了，他们的一生似乎都伴随着强烈的失落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
陈远：这些老人，大都历尽劫波，荣辱皆忘。但是具体到每个人还是不太一样，有人回避，有人压抑，有人哀而不伤，也有人忏悔。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对于自己的母校燕大，都非常怀念。燕京大学，在我的研究过程给了我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她的凝聚力可能是世界上所有学校中最强的，强调一下，我没有说之一。
《文化广场》：“希望后来的治史者不必如我这般。”这是你自序的最后一句话，似乎言犹未尽，似乎也有悲观情绪，能否发挥几句？
陈远：到了《新京报》之后，我对自己新闻人这一身份有了认同感。在当下中国，几乎每个新闻人心中都有一些戒律，哪些可以写，哪些不能写，哪些可以写但是不能完全写透。我也一样。尽管如此，每次出书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周折。不过总体上来说，我懂得克制自己，我也觉得这种克制很有必要。我始终认为，文化人，也是有权力的。这个权力就是我们手中的笔，凡是权力，都有必要克制。
重要的是把教育还给教育
《文化广场》：我们今天都在喊创办国际一流大学，其结果是在国际上不被承认，在国内也遭到很多诟病。根本原因何在？国际一流大学究竟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陈远：行政主导而非教育主导，是国内无法产生一流大学的根本原因。于光远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出了新时期教育的症结所在，他说1949年之后只有教育官没有教育家，非常到位。
《文化广场》：你觉得今天的大学应该向燕京大学学习什么？
陈远：没必要也不可能。好的大学，本来就应该姿态各异，你看过去的大学，每个都不一样，北大与清华不同，清华与南开不同，西南联大由前三所联合而成，但是气质又都不一样。近来很多民国时期的大学被提起，但是仅仅从技术层面学习过去的那些大学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把教育还给教育。
| 专访近代史学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 |
| 对大学命运的一声叹惜 |
| 夏和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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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商报记者 夏和顺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见长，他对西南联合大学及其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引起海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谢泳教授曾对陈远的《燕京大学：1919—1952》提供过资料上的帮助，并通读了全书原稿。如何评价陈远的这部著作？如何阅读逝去的燕京大学？日前，谢泳教授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对有关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
访问燕大校友最多的学者
《文化广场》：陈远这本《燕京大学》出版后，我注意到首先在京城引起一阵轰动，势必会波及学界和社会各界。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这本书的主要价值在哪里？
谢泳：陈远这本书我在公开出版前即读过。这本书之所以引人注意，我以为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这是近年少有的个人为一所大学写校史。个人著述，一般来说比集体著作更有可读性，也更少限制。
二、陈远关心燕京校史由来已久，他在这方面有充分准备，不是仓促下手，他可能是访问燕京校友最多的学者，这些年来，关于燕京的最好的研究文章，多出自陈远之手。
三、陈远这本书符合好学术著作的基本要求，比如有史料基础、有直接访谈、有个人对历史事实的分析和判断。
如果判断本书价值的话，我以为主要是陈远能对一所消失的大学作出自己独立的分析和判断，而这个分析和判断，对今天研究中国大学的命运是有启发的。他对燕京的分析，其实是对中国大学命运的一个叹惜，因为教会大学是中国现代大学格局中重要的一环，缺了这一环，历史的链条就不完整了。好的大学格局，一定是公私并立，地位平等。
联大是国立，燕大是私立
《文化广场》：你长期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观察》和西南联大是两个典型阵地。那么燕京大学呢？它与西南联大有哪些共同之处，又有哪些不同之处？应该如何评价？
谢泳：燕京大学与西南联大，大体是同一时空里的中国现代大学，都是有成绩的大学。联大是国立，燕大是私立。在当时的大学格局中，私立指的是个人和法人办的大学，燕京是教会办的大学，在法人的概念中。燕京从规模上说，不好和当时的联大相比，规模要小得多，它后来的人才也主要集中在文科方面，比如新闻、外交方面。史学也不错，但在当时中国的大学里地位可能还不是很高。
你知道学界有一个掌故，王世襄从燕京毕业后想到史语所，傅斯年没有要他，傅斯年的感觉是燕京的人怎么能来史语所呢，他一般要北大和清华的。但教会学校的好处也非常明显，胡适当年就说过，它更自由。近现代史上，中国大学的最大好处是制度环境相对合理。大学的层次何时都存在，但只要大学的基本制度合理，好学校有可能变得不好，坏学校也可能变得好。不像今天，中国大学的好坏是由行政给定的，办得再差也是好学校，反之，办得再好也不上档次。人为将中国大学分为所谓“985”和“211”，是对中国大学的最大伤害，必须取消，不然中国大学的命运可想而知。不在这个序列中的大学永无出头之日，这违背起码的公平和正义。
教会大学的地位相当重要
《文化广场》：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作为教会大学的燕京大学不复存在，同时消亡的还有福建协和大学、广州岭南大学等。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
谢泳：教会大学属于私立，它在中国现代大学的格局中是三分天下中的一分。它的地位相当重要，主要是让中国人能够在自己的高等教育实践中，有西方教育模式来参照，它在传播西方文明方面有重要作用。事实上，中国早期教会大学中的中西文化融合得很成功，你看陈远的书中对此有很好的陈述，燕京当时的文史哲学教员，相当中国化，是传统的士大夫类型，比如邓之诚、张东荪等。你可能会注意到，直到今天为止，中国凡好的医科大学，往前推，多数与教会大学有关，这个传统应当得到尊重。
《文化广场》：燕京大学，包括其他教会大学，当年都有一批外籍教授，1952年以后大都被赶出国门。时隔半个多世纪，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谢泳：教会大学的消失，至少在思想文化和科学发展方面，应当承认是一大损失，它对后来中国学术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这是肯定的。比如协和医学院，当时世界公认是一流医学院。它的医学生理学水平是世界级的，林可胜创办的《中国医学生理学》杂志是全英文杂志，它的学术会议是全球的视野，我翻过它的年会报告。
大学校长应有如此眼界
《文化广场》：司徒雷登是一个典型，他是成功的教育家和不成功的政治家，他在新中国的闻名，可能还是因为那一篇著名的文章。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司徒雷登？
谢泳：司徒雷登是一个历史人物，他在中国历史上，以后肯定是一个正面形象，一篇文章在历史中不可能否定一个有贡献的人，它只在宣传中起作用，而这种宣传一定是在封闭环境中才能有效的。
《文化广场》：司徒雷登也让我们反思大学校长的地位与作用，他当燕京大学校长时，能记住燕园里每一个教职员，包括园丁。而后来的大学校长，恐怕连教授的名字也不能全记住。大学校长究竟应该如何定位？
谢泳：大学的规模，决定大学的一些基本运作模式。司徒雷登时代的大学和今天不好相比，有些要求也不现实。但燕京的真正优点肯定是真实的，比如它“因真理得自由”的理念，就不过时。大学还是要保持独立思想，自由精神。中国大学校长应当有这样的胸怀和眼界，不能因为自己的教员和学生表达了不同的思想而受到伤害，他们必须坚持思想自由是大学里中不可缺少的东西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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