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远

    近代史学者、媒体人。近年主要从事燕京大学的史料收集以及相关研究。著有《燕京大学1919-1952》、《消逝的燕京》、《负伤的知识人》等。

    同大多数人一样，陈远对燕京大学的最初认识，来源于毛泽东的那篇雄文《别了，司徒雷登》。直到十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还在石家庄一所工科院校念书的他，在旧书店里翻到一篇写司徒雷登的文章，口径却与毛文章中的司徒形象截然相反。一个说“是”，一个说“非”，司徒雷登究竟何许人也？早已过了“尽信书”年纪的陈远开始不断搜集有关司徒的材料，并且尝试着写了一篇《教育家司徒雷登》。文章甫一刊出，被多家报刊转载。“一方面满足了我当时的虚荣心，另一方面也诱发了我潜心研究的决心。”谁料旧书店的老板看了文章，非但没有夸赞，反倒嫌陈远写得太浅。原来这位叫王长生的旧书店老板，本就专攻民国私立教育研究。在他的指点下，陈远学会如何着手进一步深挖司徒的资料；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篇文章不知怎么被燕大校友会看到，并收入《燕大校友通讯》和他们编著的“司徒雷登纪念册”里。“不得不佩服燕京人做事的细致，那时候谁也不认识我，但是他们能找到我的地址，把校友通讯和纪念册寄到我的手里。”因此机缘，陈远幸运地赶上了燕京老人生命旅途的末班车。从口述到完稿，前后历经十年，陈远说，《燕京大学1919-1952》出版着实让他松了一口气，“这是我对关心我的那些前辈，以及帮助过我的那些燕京老人的答卷。”

    燕京人的服务精神

    南都：写作前你先后采访了二三十位燕京大学的老人，他们身上有哪些独特的气质？

    陈远：燕京人身上除了民国时期学人普遍具备的风骨之外，还有一种独特的高贵和优雅，这种高贵的优雅是什么呢？过去我只能模模糊糊地感受到，现在可以明确地说，是服务精神，一种非常真挚的热情，用一句我很喜欢的古话说，叫“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也就是一种丝毫不带功利心的服务精神。

    南都：你说的“服务精神”跟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有无关系？

    陈远：关系很大。过去的每一所大学都有不同的校训，但在研究过程中我确实感受到，燕京的精神可谓“深入骨髓”。我在做口述的过程中碰到很多燕大的老人，他们谈起母校来都会提及校训，也会讲校训对他们的影响。但是每个人的理解不尽相同。比如蒋彦永当年顶着巨大的压力披露SA R S(非典)。再比如一位叫国仲元的燕京老人，他原先在美国使馆工作，退休之后非常热心社会事务，每周都要去做义工。前几年，他还帮忙联系了一批美国抗战老兵回中国，到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故地重游。每当我碰到问题，国老还会给我推荐合适的采访对象。

    做口述史是相互妥协的过程

    南都：所以整个口述工作也是水到渠成吗？

    陈远：中间偶有卡壳。当时我准备采访谢道渊先生，他曾任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党总支书记，是燕京北大清华三校院系调整的核心当事人。别人都说“他有点怪”，上世纪50年代很多事情他都经历过，但他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我在约访时同样受阻。后来是怎么取得他的信任呢？我采访到了他原来的上级张大中，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经过张老的引荐，谢道渊非常爽快地答应接受采访。我想这是因为他们那代人始终对组织抱有高度的信任和情感。记得那次采访在同谢道渊聊完燕京大学后，我向他问及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他特别激动：“我不过是个驯服工具。驯服工具嘛，自然是领导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但是到头来我却做错了。”我想，包括在燕京院系调整的过程中，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在执行组织的命令，但是最后责任落在他身上他不理解，他不认为组织错了，既然组织没有错，他执行组织的命令怎么会有错呢？这个弯始终绕不过来，也折射出上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一系列运动的一种异化。正如夏衍在一篇回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者的文章中所讲，这些革命者在加入组织前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人，但是在加入组织之后，身上的个人色彩不见了。

    南都：除了当事人口述，有关燕京大学的资料上，你是如何取舍的呢？

    陈 远 ：我 原本是想把燕京的全貌呈现出来，但是它涉及到中国教育史、学术史、政治史乃至社会史等方方面面，这些不是一本书的篇幅可以容纳的。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这本书已经写了一半篇幅，大约10万字。这个过程既纠结又痛苦，但我还是把过去的稿子舍弃掉，调转船头，选择了一个新切入点：一所大学和一个国家的互动。因为与当时同类的教会大学相比，没有哪所教会大学能像燕京大学一样对中国的政治介入如此之深，而且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系列大事都跟燕京大学有关系。

    在这本书即将收尾时，我给余英时先生打电话，希望在出版之前让他看一下书稿。他第一句话就问我：“国内没什么人做燕大的研究，我推想你接触到的材料也有限。你看了哪些材料？西方的材料你接触多少？”我告诉他，海外的资料能够搜集的我都搜集到了，我知道西方有个人也写过一本燕京大学的书，巧的是，作者还是余先生的学生。一是我避开了跟此书角度上的冲突，再者，我的叙述重心落在“燕京大学跟中国的互动以及它针对外部环境所做的自我调适”这个角度上。余先生听了很感兴趣，欣然答应了看书稿，并且在百忙之中给我做了答复，后来我向余先生请求，我可不可以把他的答复作为书的序言，余先生也慨然应允。

    南都：涉及燕大院系调整的最后一章“燕京的消亡”是不是最棘手的？

    陈远：关于燕大院系调整，首先是采访上的困难。我目前采访到的张大中、谢道渊，已算是最核心的当事人了，但更高层面的当事人都已不在世。我在采访张、谢二位先生时，几乎是步步紧逼，但是遇到关键问题，他们总是不太愿意提，或有意回避，或轻描淡写。再就是跟我做事的原则有关，有些老人我不忍心去问。这些老人都已年近耄耋，我每问一个问题，就会想，这对老人来说是不是一种伤害？这样做，对我来说是一个遗憾，但起码不给当事人带来痛苦，我觉得跟我的研究比起来，这个更重要。

    在写作中，凡是在世的人，在那段历史中的表现我都没有写进去。燕京消失对于他们来说几乎是60多年抹不去的疼痛。而消失之前那一段岁月，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不堪回首的，因为那段时期有女儿批斗父亲，儿子打老子。平时一些我们仰视的人，在这段时期的表现有种种让我们难以承受的情况。我作为“局外人”都有这样的感受，试想对当事人来说，重提旧事就是再一次的伤害。

    口述史本身是一个相互妥协的过程，首先要尊重口述者，所以在这一章的取舍上我很纠结。但即使这样，那个时代以及上层的决策如何一步步地走过来这个方面，我自己觉得梳理得尚可，也算填补了这段历史的空白。

    司徒雷登：圣徒与枭雄的结合体

    南都：你把燕京大学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司徒雷登时期、梅贻宝时期、陆志韦时期。你怎么看待上述三位对燕大发展的作用？

    陈远：首先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燕大从1919年创立，到1952年消失，可以说都是司徒雷登时期，梅贻宝和陆志韦也是燕大史上非常重要的校长，但从整体上来说司徒一直是这所大学的灵魂。具体到我书中的三段分期，司徒雷登时期，是燕大从无名的学校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成长时期，注重于学术本身，符合教育的规律；梅贻宝时期是燕大的动荡时期，在战乱之下，燕大可以说是中日、中美、美日各方矛盾的聚焦点，但也保持较高的学术水平，可以说是平稳的过渡阶段；陆志韦执掌后的燕大是一步步走向消亡的阶段。因为那时办大学不是遵循着教育本质，而是要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即使燕大在尝试着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式，它依然没有逃脱被撤销的命运，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燕大从创建之时起，就跟外部环境有冲突，对它来说几乎都是生死存亡的关口，但是每一次它都可以化解掉，能够利用当时的矛盾做出一个对自身发展有利的调试。但是最后这一次，它在自我调试这方面力度是最大的，但也是唯一失败的一次调试。

    南都：在研究燕京大学和写作的过程中，你对司徒雷登这位燕京校长在认识上经历了哪些变化？

    陈远：没有研究之前，受了领袖雄文的影响，司徒雷登在我脑海里面的样子跟大多数人是一样的，这个人不是个好人。而在我自己逐渐搜集司徒雷登以及燕京材料的初期阶段，司徒雷登在我心里俨然是一位“圣徒”，没有任何瑕疵：待人接物方面，燕大初期，他能够记住每一个学生，那时候学校规模小，但也实属难得；燕京每一个人的喜事和丧事，大多都是由司徒雷登主持和帮忙张罗的，例如冰心的婚礼，证婚人和主婚人都是司徒雷登；甚至是一个校工去世了，司徒雷登也会给他办丧事；每年六一儿童节，小孩们一定是在司徒雷登家里过。而在教育方面，燕大在司徒雷登接手时，真是一文不值的烂摊子，财政极度亏空，他自己筹款让燕大成为一个世界一流的大学。

    但随着材料的积累，我发现司徒雷登也有常人的一面。在他创办燕大之前，教派之中有开明派和保守派两股势力斗争，作为开明派的司徒雷登遭遇惨败，所以他对权力的欲望始终存在。在燕大早期人员设置上，他为什么选刘廷芳？刘是中国第一代基督徒，他和西方教派的关系也很好，不至于招人反感，而且可以让司徒雷登在与教派的斗争中有一个缓冲。另一方面，司徒雷登的揽权也颇受微词。校长陆志韦在司徒雷登60岁生日时，写了一篇文章祝寿，说“这位老先生，学校里的事情事无巨细他都要管”。言下之意，作为校务长的司徒雷登凡事事必躬亲，那还要校长干什么呢？包括一些燕京老人在口述中也聊到，司徒雷登在校园里的每一个部门几乎都有眼线，包括校工、老妈子都有可能是。你今天干了什么事，第二天他就能知道。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感觉到，司徒雷登是圣人和枭雄的结合体。实际上大多数传教士都有两面性，我认为不冲突也不矛盾，属人之常情。研究历史最基本的是不能把研究对象“神化”。也因此，在研究的后期，我更倾向于把我自己代入史料，感觉在和这些人物聊天，然后思考：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他做这个反应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民国大学的启示

    南都：在你看来燕大教育体制、理念对当下的中国高校教育有何启示？

    陈远：当下我们谈民国大学，总希望找到启示和借鉴，其实大可不必，为什么呢？因为当下没有那种环境和氛围存在。大学应该是姿态各异，不是我向谁看齐就可以走向成功的。我们都有一个共识，民国大学是比较成功的。但我觉得要在大的方面学习，一方面是教育理念，另一方面是教育格局。那时候，北大和清华不一样，清华和南开不一样，南开跟燕京不一样，甚至西南联大跟之前联合而成那三所学校气质都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教育环境相对来说是自由的。学术研究基本前提就是自由，没有自由一切无从谈起。当下的大学校长是行政任命的，与其说是对大学负责，不如说是向任命他的上一级负责。

    再者，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形成了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三足鼎立的局面，这三种大学彼此可以相互补充，但是又有竞争。私立大学、教会大学，按说都跟政府没有关系，但办得好，政府会有财政上的支持。反之，国立大学办得不好，政府会在财政上缩减，完全是以学术水平作为标准。反观今天，大学无论办得好坏总有财政拨款。民国时期的私立大学，办校经费主要靠自己筹集，但当它碰到优秀学生，会减免学费甚至不要钱也让你读。相对来说，燕京在当时确实算得上一所贵族学校，即使是这样，他们在碰到优秀人才的时候都是吸纳过去，聚天下英才而育之。

    采写：南都记者 邵聪　摄影：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