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正的保守主义，不应该仅仅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要懂得”己所欲，勿施于人“。

·         说到底，人是一个利益体。但中国主流思想经宋儒改造之后成为耻谈利的传统，利益之争常常借道义之争来表达，造成自宋至今利益无表达渠道，道义被扭曲的情况。只不过，今日尤甚。

·         要洞悉一个人的内心，可以看他的言辞。凡言辞里有暴戾之气者，不管其目标多伟大，都不可不警惕，尤其不可不警惕者是那些长篇大论确又让人不知所云的人。

·         最好的治国者应该是这样：治下的民众生活的安康幸福却常常忽略他的存在，而不是要让民众视他为救星时时感恩

·         我们常常向当政者要制度，以为制度可以给我们自由。我们不知道其实自由在心里，如果我们内心的自由已经死亡的话，什么也给予不了我们。

·         工具理性并非总是一无是处，只是需要与价值理性相调和。

·         民主不是好制度，但它是一种相对来说最不坏的制度，判断一种制度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这种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人们的自由。

·         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牵涉官员之多，几为晚清之最。其原因政府并不在意事实上杨是否真冤，而是民众认为杨冤不冤，最高层需要为此案平反以收回民心，此其一；其二，杨乃举人出身，有大量人脉资源，甚至能上达天听，反观小白菜，受冤后就认命了，是因为她知道反抗没用。

·         百年中国，不缺实行家，不缺阴谋家，不缺权谋家，但是缺少政治家，在我看来，小蒋是唯一一个，不仅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小蒋也是可圈可点的一位，他的改革，是真正明其道不计其功，不因为利益而妥协。

·         儒家的学说与其说是学问，不如说是践行。它应该有边界。一但让它承担治国平天下的责任，便显的荒谬。

·         中国今日之种种现状，根源均在产权不明晰，由此滋生民权不申，官权太盛。

·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被许多史家奉为圭臬，但我对此却保持警惕，我拒绝任何“以古喻今”的治史方式，包括当下知识界热衷谈论的“现实情怀”。作为政治附庸的“古为今用”固然面目可憎，抱着为当下“疗伤”的“情怀”去研究历史，也会让历史发生变形。

·         病入膏肓：其实，清朝最后十年是个最有生气最强有力的政府，它从祖宗那里得到的遗产是个烂摊子。它之所以进行史称“晚清新政”的改革，是因为它发现改革愈少，它权威就愈小；但是改革愈多，它合法性就丧失愈多。到了1911年，清政府下定决心进行深水区的政治改革，结果像你知道的那样，它完蛋了。

人到中年，越来越不看重言辞，过去甚为用力的民国思想史上的要角，对我的吸引力也在逐渐减弱。倒是梁漱溟、晏阳初这样起而行之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吸引我。当下希缺的，正是这类知识分子。

·         看到“全国所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于年底实现无障碍、零门槛进入”的新闻，但愿能切实落实，以前读书时也总是注意先贤和时贤们谁比较重视图书馆。胡适就曾说过：“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

·         胡适在给苏雪林的一封信中说：“你若记得我前年发表的《容忍与自由》，就可以明白我所谓‘正义的火气’是什么。‘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

·         王小波说的：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见解受所处环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他觉得明辨是非是难的。倘若某人以为自己是社会的精英，以为自己的见解一定对，虽然有狂妄之嫌，但他会觉得明辨是非很容易。

·         梁启超论孙中山：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依然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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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蒋介石接见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要求中共无条件交出军队，并强调“政府的尊严不能损害”。不想周恩来跟本不吃蒋那一套：“政府是内阁，并非国家，不称职，就应该改组。”

·         凡是政党，都有一脉相承之处，“纷杂错综的思想必须纠正。”民国期间，蒋介石的这句总裁训词作为标语被刷在街头巷尾。

·         1945年，章伯钧、傅斯年等六名参政员前赴延安，此前，陈寅恪就此给傅斯年写信：此行虽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可视为多九公、林之洋海外之游耳。后来的事实，皆被陈言中。

·         1953年，陈寅恪被邀北上出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其就任条件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而且，“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这只是第一条。第二条是要毛泽东或刘少奇开证明“以作挡箭牌”，并且“最高当局也应该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最终，陈寅恪没有就任。

·         汪伪时期，伪江苏省长李士群为日人毒毙，继任者为陈群，当时苏人曾拟一下联征对：陈群、李士群，来一群，去一群，一群不如一群！又有伪淮海省长郝鹏去职，继任者名郝鹏举。又有人出上联征对：郝鹏，郝鹏举，何必多此一举？至今一群不如一群和多此一举越来越多，但却一直无解。

·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宋霭龄任其秘书，宋秘密把孙的行动报告给北洋政府。此事被同盟会一些老同志发觉，但孙不信，最后有人找到真实凭据，孙中山才把秘书改为由宋庆龄担任。宋霭龄以为孙会和她结婚，平时即以“总统夫人”自命。后来孙与宋庆龄正式结婚，她才死了心，嫁给孔祥熙。

·         读《政法往事》，中有郁达夫和其兄诗：语不惊人死不休，杜陵诗祗解悲秋，蝎来夔府三年住，未及彭城百日留。为恋湖山伤小别，正愁风雨暗高楼；重阳好作茱萸会，花萼江边一夜游。和诗胜原诗，但原诗有句云：时贤几辈同忧乐，小住随缘任去留。和诗所不及也，正如春江花月夜，孤篇压全唐。

·         有一次林纾的朋友因为妻病向他借钱，林把刚收到的卖画钱400元全数借出。朋友坚持立下借据才把钱拿去。不久朋友病逝，林纾去吊祭，在灵前烧了借据，并在祭文中说，若都健在则借据有无都无关宏旨，现在朋友死了，自己恐也来日无多，死后还留借据，难保不成为日后两家纠纷之媒，故拿出烧掉以长保交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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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我去北大档案馆查档案，馆长把搜集的我的文章拿出来给我看，说： 陈先生，只要我力所能及，都会行方便的。听我说了我感兴趣的几个题目，馆长说：对不起，你感兴趣的题目的档案都需要校长特批。我只好无功而返。

·         五年前，我开始搜集燕京大学的资料并且着手做燕京人物口述史的时候，这所曾经鼎盛一时的大学还少被人提及，如今，央视已经开始播出关于这所大学的缔造者司徒雷登的记录片了。当年，黄宗江老人还在世，第一次见他时，他说：你小子为什么要做燕京大学？胆子不小，毛主席否定过的人你都敢反案！

·         “家”在哪或者说“根”在哪越来越困扰我。父母知道，他们的家在老家，他们随时并且最终回到那里。女儿可以说她的家在北京，以后她世代生活在这里。而我，或者我们这一代人，即不在此，也不在彼，注定是“漂”的一代。

·         昨天拿着一份刊有我的照片的报纸得意地问女儿：认识这是谁不？正在玩玩具的女儿头也不抬：不认识。唉，看来不能太拿自己是个人物啊

·         《巨流河》作者齐邦媛的名字，是当年一位救了她的乡镇医生起的。典出诗经：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现在有多少人的国学造诣能比的上八十年前的那位大夫？

·         北大法国史泰斗张芝联先生在世时，有一次给我打电话：章开沅先生对你那本《逝去的大学》很感兴趣，评价不错。你可以给他写信联系一下。写信封时，我错把章先生的名字写成了章沅沅。结果，章先生没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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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书家可称得上大宗师的，我觉得于右任算一位。

·         和朋友探讨临贴。我说我喜欢对贴冥想古人的运笔状态，友人问诘：错了怎么办？我以为，艺术的归宿，是自由。临贴，是为了出奴入主。诸位方家如何看？

·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以“诗、书、画”三绝闻名于世。可是，我觉得他的书法不是好书法，甚至可以说坏书法，他的字不是写出来的，是画出来的。

·         她是康有为的书法女弟子，康有为说她写的比他好。近代人从碑入手者，于右任第一，萧娴次之。

·         有一次天津大冯去看望吴冠中，吴兴冲冲拿出自己写的字给大冯看，大冯端详良久，说：我还是喜欢您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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