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远

在做民国文化名人之后口述史时，我的着眼点，其实是中国百年文化生态史，自然而然，那个系列做完一个阶段之后，我开始把着意于当代文化人的生态。

早在2002年的时候，曾经和几位师友同赴太原，拜访谢泳等诸位学者，在那里我发现，在太原，高增德、谢泳、智效民等诸位前辈学人已经形成一个知识分子研究群体，他们有着大体相同的研究方向，不定期的会聚在一起彼此交流学问。尽管，这种“学术共同体”并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但是在客观上已经形成，这种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对于学者的成长无疑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后来我开始做当代学术中坚系列时，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

在刚刚过去十年的上个世纪，百年文化史是个热门的话题，百年学人的代际划分就是从这个热门话题中衍生出来的， 李泽厚先生、许纪霖先生都曾经提出过。

在这一问题上，我遵循老师谢志浩先生的说法，把百年学人划分为五代：

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为第一代的代表，胡适、顾颉刚、金岳霖、冯友兰、陈寅恪为第二代之中坚，钱钟书、费孝通、季羡林、金克木为第三代之重镇，王元化、李泽厚为第四代之领袖，朱学勤、葛剑雄、杨义、陈来、秦晖、汪丁丁、梁治平……构成第五代之群像。

在当年《新京报》的报道中，我如是写到：在刚刚结束的“名人之后”系列中，主要侧重于百年学术的前三代学人，在即将拉开序幕的“学术中坚”系列中，将着重挖掘第五代学人（兼顾第四代）的掌故趣闻。

之前，谢志浩先生曾经梳理过一个当代学术地图的名单，此时，我在谢先生的基础上略作调整后开始按图索骥。

对于我来说，进行这项工作，从某种意义来说可谓拓荒，因为在当时，第五代学人很少有人在文章中写过自己的经历，也少有文献可以提供线索。

后来的寻访印证了我的判断，那些前辈学人更愿意跟我谈论学术，而不是个人经历。葛兆光先生就曾经诘问我：你做学术访谈，怎么总问些各时期的个人经历？

其实对我来说，我当然更希望和这些前辈学人在学问上请益。事后回顾起来，我个人在学术上的成长，正是在这一时期和前辈学人谈论学术的过程中得到了迅速的积累。但是因为这一系列的设计初衷和文章凡例所限，我又不得不在他们的经历上穷追猛打。

转益多师，对于我这样一个既非出身名校，又非科班训练的人来说，是这一阶段的意外收获。2001年底的全国作代会，我踟蹰在杨义先生的房间门前久久不敢敲门，因为感觉自己的积累无法与杨先生对话。但是到了2005年，我已经敢于坐在杨先生面前边抽烟边向杨先生请教学问了。

每每回想起那段时光，竟然会快乐的笑出声来。

尤其要感谢李泽厚先生和许倬云先生，两位前辈不仅在学术上多有提携，在生活上也有诸多指导。

感谢我过去的搭档郭延冰，书中的很多精彩照片出自他的快门。如今，他已经是京城最著名的摄影记者了。照片没有一一署名，不过读者仅凭精彩程度上来判断，就可以认出哪些是延冰拍的。

历史真是意味深长，在史学大家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康有为是三百年学术的终结式人物，但是到了20世纪，同样一个康有为又成了百年学术的开端。百年学术史，正是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