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一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北京大学，他把最成熟的学术带给了南开。前者是自我选择，后者则有些无奈。被誉为“北大舵手”的历史学家郑天挺，如果他还活着，今年整整110岁。　

1948年，是当时大知识分子的生命关口，他们需要做出选择：留在大陆，还是离开故土。离开北平的最后一架飞机飞走了，郑天挺选择了留下。

1952年，是郑天挺人生更大的关口，不过，这一次没有选择，他必须离开曾经为之服务了28年的北京大学，到南开大学历史系去任教。

北大不仅仅是郑天挺的服务之地，更是他的母校。郑天挺对于北大的感情，一生系之。从北大到南开，对于郑天挺来说，是真正的“人生逆旅”。

“抡才”与“沦才”

　　 郑天挺于北大结缘始于1917年，那一年考入北京大学的时候，他大概没有想到，他之后的人生岁月会如此紧密的同这所大学联系在一起。

其时，蔡元培出长北大不久，提出了被后人时常征引的八字办校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蔡校长的网罗之下，单是文科，就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垣、陈独秀、李大钊、蒋梦麟、胡适等人。这一大串熠熠生辉的名字，在当时，涵盖了中国与西洋，兼容了激进与保守。

朝夕相处的是这样的学术群，日夜呼吸的这样的学术空气，不仅让郑天挺成长，也影响了他的一生。

让郑天挺记忆深刻的还有一件小事，为防止考生中暑，当时的北大考场，每个教室都放有一块天然冰。

1924年郑天挺任教母校之后，郑天挺不仅对学生关爱细微，在学术上更是体现了“思想自由”的北大校格。

“ 何先生——”1944年的夏天，还在西南联大读书的历史学家何炳棣，穿过联大新校舍大院时听到背后有人叫他。何炳棣回过头，叫他的是郑天挺。

“清华留美考试的结果一两天内就要公布了，现在讲话已经没有嫌疑。明清史那门题目是我出的。”郑天挺说。

看着何炳棣满脸的疑惑，郑天挺说出了在心中隐藏了很久的一件事。阅卷时，郑天挺发现一份奇特的答卷。对于比较容易的题目，比如同光之际有哪些人主张改革，答得不好；但两个重要的题目（明太祖开国规模和雍正一朝多方面的改革和建树），不但答得好，而且颇有创见。根据对学生的了解，郑天挺觉得，这份考卷应该是何炳棣的。

“你自己打多少分？”郑天挺笑眯眯地问。

五道题目三道答得不好，而且还是史实性的问题，放在今天，肯定分高不了。当时的何炳棣也这么想：“只能打四五十分。”

“你考了74分，最高分。”听到郑天挺的话，何炳棣才千肯万定：今番考取了！

极力保持住表面的镇静，何炳棣和自己的师执开起了玩笑：“那么您一定不是按每题20分客观原则打分的。”

郑天挺提高了声音：“那当然喽！留美考试是国家抡才大典，如果按照客观原则打分，那不就变成了三点水的沦材大典了吗？！”

当然可以说国民时期的学术制度建设“不客观”，但是大师独特的学术眼光是客观的。正是这种客观的学术眼光，造就了今天的史学大家何炳棣。怪不得何炳棣的晚年，除了自己的业师之外，念念不忘的，还有自己的“恩师”郑天挺。

　北大舵手

　　对学生，郑天挺不仅仅是一个授业者，在众多受业弟子的眼中，他更像一位慈父。他的弟子们，也是一串熠熠生辉的名字：王永兴、罗荣渠、戴逸……

王永兴生前怀念自己的老师郑天挺，说他“对学生像慈父一般”，罗荣渠的感觉则是郑先生“真正是在关心我们”。这位当代中国现代化理论的开创者如此感叹道：“先生之关心学生，在今天买卖式的教学法中似乎是要绝迹了。”

郑天挺在北大发挥重要作用，是在1933年。那一年旧任北大秘书长辞职。11月28日，北大浴室突然倒塌，压死学生一人，重伤二人。北大学生不好管，人命关天，向来是学潮多发地的北大，又一次学潮爆发了。

秘书长不可一日无人。秘书长在今天看来是个“官”，但是过去的学者有个“毛病”，不愿当“官”。

郑天挺接过了这个“热山芋”。一接就是17年。老北大的三大建筑：图书馆、地质馆以及灰楼学生宿舍，都是在郑秘书长走马上任后主持兴建的。“七七事变”之后保护师生安全转移、西南联大时期出任联大教务总长、抗战胜利之后返平接管北大、北大1946年复校……北大历史上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闪现着这位秘书长的身影。

西南联大时期，有个口口相传的谚语：正所长是傅所长，副所长是郑所长。原来，当时的文科研究所的所长是傅斯年，但傅斯年另外担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无暇顾及文科研究所事务，真正的实际工作，是由副所长郑天挺负责的。

前不久辞世的季羡林先生回忆，1946年他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北大是真正的精兵简政。只有一个校长，是胡适之先生。校长下面有一个教务长，总管全校的科研和教学，还有一个秘书长，总管学校后勤。

秘书长就是郑天挺。他每天坐镇在一间不过十几平米的办公室，工作是负责六大学院、上万名学生、几千个教员的“吃、喝、拉、撒、睡”。

按理说，这么忙碌的行政工作，脱离教学也情有可原。但是郑天挺不，不管行政任务多重，始终不脱离教学。甚至在后来八十岁高龄之后，还依然坚持。

1948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迎来了五十周年校庆纪念，但在紧张时局之下，校长胡适和部分教授已经乘坐飞机赶往南京。五十年大庆，参加人数竟然寥寥，完全不像今日北大校庆如此轰轰烈烈，反倒有几分凄凉的味道。出席师生抚今追昔，感慨非常。

但秘书长郑天挺还在学校，让师生心中多少有了几分主心骨。

那一天，北大学生自治会的代表，感念郑天挺对学生的保护和关爱，特地敬献了红绸锦旗一面，上款书“北大五十周年校庆献给郑秘书长”，锦旗中央四个大字：“北大舵手”，落款是“全体学生敬献”。

在师生的掌声中，郑天挺接受了锦旗，也成为了北大校史上唯一获此殊荣的人物。

人人心中有杆秤，郑天挺获得“北大舵手”的称誉，不单单是对学生慈善和蔼，在历史学家向达以及当时北大一些学术团体写给郑天挺的心中，道出了个中缘由：

“局势骤变以来，全校校务及师生安全端赖钧座筹划保障，辛劳备至。敝会同人兹特谨致慰问之忱。自胡校长南飞后，钧座肩荷益形沉重，敝会同人决尽力支持，俾校务得顺利推进，师生安全能得完全保障也。”

　　选择

　　胡适在南京天天盼望自己在北平的朋友们。从北平到南京的最后一班飞机飞来，胡适亲自到机场迎接，没有看到老同事兼老朋友郑天挺的身影，胡适心里有一丝丝失望，也有一丝丝惆怅。自此之后，他与这位老友将天隔一方。

在此之前，胡适校长已经做出了选择，那时的大知识分子都已经做出了选者：去台湾、去海外、或者留在大陆。

作为后人，很难推测当时知识分子们内心的境况。但是，郑天挺至少有自己选择走和留的余地。

任继愈提前知道了郑先生的选择，有一次他到办公室去，正遇上郑天挺和别人通电话。电话那边问郑天挺走不走。任继愈记得，郑天挺的口气安详稳定、慢条斯理：“不——走。”

可是别人还不知道。东单练兵场新修了小飞机场，是国民党为了“抢救”教授专门修建的。郑秘书长会不会走呢？这是北平解放前两天北大全校师生最关心的问题。

北大民主墙上贴出的一份谈话记录给出了答案。在那份记录中，郑天挺对去访问他的学生说，他平生注重“敦品”，意即遵守诺言，决不会说不走而又走了。抄写的学生特意把“敦品”二字写得特别大。

这大大的“敦品”二字，像一颗定心丸。安抚了北大师生不安的心。

郑天挺为什么不走？除了舍不得离开中国的土地，他更舍不得北大，自1933年出任秘书长以来，至今已经15年了。15年，他为这所大学付出了太多的努力，投入了太多的心血。

郑天挺没有想到，4年之后，他不得不离开这所他倾注了心血的大学，而且，没有选择走还是留得余地。他的人生下半场，与他奉献了一生中最美年华的北京大学无缘。

较劲？

　　1952年9月上旬，郑天挺来到了南开，任历史系主任兼中国史教研室主任，和他一起到南开的，还有他的老朋友，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雷海宗。雷担任了南开世界史教研室主任。此时，北大、清华、南开又有了一次汇合，不过，这一次汇合，无论是声势还是阵势，都无法与15年那次三校联合相比，但时人还是把南开历史系称为“小西南联大”。郑和雷每人代表了一个学校，想想看，这得是多高的学术地位？

郑天挺的弟子、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教授冯尔康记得，郑天挺一到南开，就发下宏愿：要把阵容并不强大的南开历史系，办成“与国内素享厚望的几间大学的历史系并驾齐驱”。“这是他的原话。”冯尔康说。

哪几间大学？郑天挺没有明说。看看他对当时几个大学历史系的点评，不难看出郑天挺的目标，郑天挺认为：“从历史上看，北大和清华各有自己的长处，譬如清华注意外文，就应该学习；西南联大录取新生是很严的，总得有个高标准，差一点也不行，南开历史系应该有个好的学风。”

耐人寻味，对于自己最为熟悉的北大历史系的长处，郑天挺没有提及。不堪提，不愿提，抑或是提了伤心，还是在未来，南开历史系会把北大历史系赶过去？

熟悉郑天挺的人都知道，他不是个喜欢争长短的人，这一次，郑天挺在和谁争长短？

现在不会有答案了，有的，是由郑天挺奠定的南开史学的风格和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在五十年代，郑天挺在南开历史系开设的课程，竟然有七八门之多。郑天挺讷于言谈，讲课也不生动，还有个很重的口头语：“这个……这个……这个”，学生顽皮，有一次特意做了一次统计，一节课下来，郑天挺说了一百多个“这个”。

但是没关系，郑天挺的课学生依旧爱听，有料。不像现在的教授，把自己的著作看的比教学重要，郑天挺却把主要的精力用在了教学上，并且提倡年轻的教师也这样做。

六十年代初，中华书局提议出版郑天挺的文集，被他婉言谢绝；到了1978年，郑天挺的几个弟子商量出版他的文集，他又谢绝了，弟子们据理力争，郑天挺才终于表了态：由你们决定吧，你们认为出文章集有补于事，就由你们编。

弟子满以为老师会保存着自己文章的目录，哪想到去要的时候，郑天挺抱歉地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记录过。好一个淡然的郑天挺！

1979年，南开大学历史系从事古代史教学和研究的教师们共同编写了《中国国代史》，在送给郑天挺的书的扉页上写着：敬请郑天挺先生指教。落款：您的学生们。

这不是客套，而是事实。参加编写的人，不是郑天挺的弟子，就是郑天挺的再传弟子。南开历史系已经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郑天挺就是大树的根。

更让南开大学历史系师生们自豪的是在1980年。那时，改革开放刚起步，学术界乍暖还寒，郑天挺首倡召开大型国际会议。8月，《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开大学史学系召开，出席的有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瑞士、德国等国家的学者三十多人，国内学者九十多人。看看当时参会者的名单，就可以想见阵容：何炳棣、傅衣凌、王钟翰、任继愈、戴逸、章开沅、铃木中正……

那次会议，是改革开放之初最盛大的国际学术会议。要不是郑天挺敏锐的政治胆识和崇高的学术威望，这样规模的会是不可想象的。南开史学系不再是吴下阿蒙，一下子变得在国际上赫赫有名起来。那一年，郑天挺82岁，含饴弄孙的年纪都过了。淡然的郑天挺有不淡然的一面啊！

　　身在南开

在郑天挺后来写的《自传》中，他写到：经过郑重考虑后，我决定不考虑个人的生活极其他方面的变化，愉快地只身来津任教。我知道如果我提出任何要求，会引起许多不同反映的。

《自传》是后来写的，当时的郑天挺，真的“愉快”吗？

郑天挺到南开的时候，如今年近九十的来新夏还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小伙子。当时郑天挺是系主任兼中国史教研室主任，来新夏是中国史教研室秘书。两个人每周总有两三次见面的机会。

来新夏老人告诉我：“郑先生到南开来，南开很重视，因为他从北大来的嘛，又曾经是北大的‘当政者’。郑先生这个人，比较深沉，比较含蓄，在我的印象中，他的感情始终没有很明显的变化。”

“他心里怎么想我不清楚，但郑先生不像有的人，到这里不合适，到哪里也不合适。郑先生为人谦虚，但是给人的感觉是太谦虚了。我们都很尊重他，郑先生对人也很谦和，但是我们觉得和郑先生并不亲近。”来新夏说。评价郑天挺，来新夏用了四个字：“高深莫测”。

来新夏还记得，那时候，一个人生活的郑天挺，常常会和老朋友雷海宗聊天。但是聊什么并不知道。1957年，从清华来的雷海宗被打成了右派，“但是郑先生没有。”

“文革中郑先生当然成了‘牛鬼蛇神’，历史系有五个人挨批斗是最厉害的，郑先生首当其冲，我排在第三个。批斗的方式是南开的创造，叫做‘活体展览’，是个连续的节目，大概持续了半个月。但是即使面对工宣队、红卫兵，郑先生表现得也是那么心平气和，对那些人非常恭顺。”来新夏回忆。

关于那段岁月，来新夏不愿多说：“唉——呀——，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但郑天挺过去北大的一个老学生的回忆文章的一个细节，可以为郑天挺当时的情况提供一个注脚：“‘十年动乱’期间，我在劳动中听到郑老师因受迫害辞世的消息，深感悲愤。后来才知道是讹传，才转忧为喜。”

那是一段不正常的岁月，正常的岁月呢？仔细考察，郑天挺也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当时南开历史系系助理魏宏运回忆：“在郑老的心目中，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等马列主义史学家占有崇高的地位。他常常去北京向他们请教讨论。”

意味深长，郑天挺在史学界奠定地位时，魏宏运回忆中的几位史学家才崭露头角，郑天挺在北大身居要职时，他们也不过是北大的后进。郑天挺的老师是黄侃、刘师培这些传统的音韵考据大师，从传统学术到新的治学方法，这个弯，郑天挺是怎么转过来的？

但是，“郑先生从来没有抱怨过。”来新夏说，“我和他共事那么多年，从来没有听见过他说一句抱怨的话。”

“但郑先生不是没有脾气的人，他是隐忍不发。”来新夏又说。

“对于郑先生的委屈，郑家的子女从来不讲。”南开很多的人告诉我说。

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信息是，郑天挺与梁漱溟，是表兄弟。郑早年丧夫，由表舅梁巨川先生监护，和表兄梁漱溟一起长大。如果说1952年“愉快”接受“奉调”是性格使然，那么，之后的“隐忍不发”，难道一点没有受到梁漱溟事件的影响？

　　学术的力量

　　郑天挺没有想到，在自己的晚年，竟然又遭遇了学术与政治的对决。

1980年8月12日，史学会重建会议在北京市京西宾馆举行。大会代表有160多人，在酝酿领导集体即史学会理事时，邓广铭等人提出郑天挺是最好的人选。确实，无论是学术威望还是学术地位，郑天挺都是众望所归。

但是，“长身玉立”的史学家、中科院院士刘大年忽然在前排起立，力排众议，说只有张友渔先生可以胜任。

“大概因为这一组织将有国际活动，故党领导要用张友渔挂头牌，刘则受命促成之。”一位当年的会议参加者分析。

时代在进步，最后全会实行民主无记名投票的结果，郑天挺一人获125票，以最高票被选为史学会理事。之后又从15名理事中选出5名主席团，郑天挺身列其中，另外四位分别是周谷城、白寿彝、刘大年、邓广铭。

1981年12月，郑天挺走完了他的一生。南开没有忘记他，郑天挺的九十冥寿、百年诞辰，南开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但是在大众层面，这位明清史大家却一直名声不彰、渐行渐远。

今年，如果郑天挺还活着，整整110岁。9月18日，南开大学为他召开了纪念会，国内史学界二百多名精英云集天津。

在南开任教的郑天挺的儿子郑克晟继承了父亲的低调，没有参加。“我不愿让别人说我为父亲争什么。”一位和郑克晟熟识的人这样转述他的话。郑的另一个儿子郑克扬参加了会议，发言只有短短的一分钟，向南开大学致谢，向与会人员致谢。

“他们都颇有乃父之风。”有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