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分子似乎和政治的瓜葛特别深，近现代尤其如此。大家熟悉的朱自清和闻一多，我们在其作品中似乎看不到多么强烈的政治色彩，但是，他们声名的得来，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

单纯的知识分子，世俗名声往往都不大，比如说我比较喜欢的顾随和许地山。

最近读谢泳的新书《书生的困境》，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谢泳书中说到的王瑶。王瑶师从的，正是文章开头说到的朱自清和闻一多，但谢泳通过梳理之后注意到，在王瑶的学术道路中，存在比较深的“陈寅恪影响”。这在以前的王瑶研究中很少被注意到。

王瑶的学术道路中为什么存在“陈寅恪影响”，要从王瑶的学术道路来考察。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阶段中，王瑶虽然已经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但是还没有能像长他不多的钱钟书和费孝通那样奠定自己的学术地位。在1949年，36岁的王瑶还只是一个清华中文系的讲师。

时代的巨变给学术带来的巨变是非常明显的，据王瑶自己说：“后来系里在课改中课程有了变动，古典文学只剩下了三门课，而就有三位教古典 文学的教授，而且资格都比我老，教新文学的又人少课多，于是我改教了新文学，但我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了我研究古典文学的计划，因为我以为研究新文学是很难成为一个不朽的第一流学者的”。

如果王瑶沿着以前的研究路径走下去如果如何？这似乎是个不能假设的问题。但是，王瑶学术道路的转向，确实是因为外力的影响。因为按照原来的学术路径，个人上升的渠道已经被堵住了。在特殊的时代里，只好通过特殊的选择来展现自己的学术才华。

从王瑶自身来说，要他完全忘情政治，似乎也不太可能：学生时代的王瑶，就曾经表现出对政治的巨大热情，在“一二·九”运动中，王瑶又是其中的积极分子。这样的经历，很容易让王瑶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注入他的政治情结。这一点和陈寅恪不同。

1953年，陈寅恪被邀北上出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提出了两条当局不能满足的条件，陈终于没有出任此职。随后，陈寅恪用柳宗元的典故表明心志：“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蘋花即自由。” 

“采蘋花”和“要自由”似乎是知识分子身上与生俱来的气质。但是，就像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二者之间好像也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两点的冲突在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得明显还是不明显，跟一个时代的政治清明与否有关。政治越清明，这两者的冲突就越不明显，反之亦然。

王瑶的学术道路中存在明显的“陈寅恪印象”，说明在王的内心里，一直不能忘情于因为过去的教育而树立起来的学术标准。

以我看来，王瑶当时所处的历史情境，远远没有陈寅恪所处的历史环境紧张，对于还没有多少声望的王瑶来说，“不采蘋花”的自由还是有的，但是，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也就看不到之后的王瑶了。实现个人价值和追求个人自由之间，到底哪个更重要，是个很难说清楚的话题。因此今天的我们也不好以简单的“对错”来看到王瑶的选择。不过，王瑶晚年对于知识分子独立性的重视和呼吁，是和他的经历密切相关的。

王瑶有没有“不采蘋花”的自由，这个问题值得探讨，但是二者的冲突在他的身上体现得如此淋漓尽致，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到了知识分子的改造完成之后：也就是谢泳书中说到《文艺报》1951年的讨论等一些列事件，比如学术界则是通过批判胡适来肃清旧学术的影响；而延安知识分子们，则是通过《学习》杂志在建立新意识形态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自那以后，意识形态的影响开始渗透到各个角落，知识分子们，即使“不采蘋花”，也没有自由了。

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不采蘋花即自由”的诗句，正是写自那个时期。陈寅恪的诗句，一方面显示了他学术上的自信，一方面表现出他对于无孔不入的泛意识形态的厌恶。在历史翻过了新的一页的今天，重温陈寅恪的诗句，无论对于这个时代，还是身处此中的知识分子，都是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