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陵散从此绝矣

这是一位饱受争议的历史学家，给一生显赫的外交家顾维钧写下悼词时用的题目。历史学家的名字叫唐德刚。 2009年10月26日，唐德刚在旧金山家中安静辞世，同时带走的，还有他别具一格的史风。

陈远

2009年10月26日,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家中安详辞世。

他的身后,留下了《胡适杂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袁氏当国》、《晚清七十年》等着作。它们所带来的影响,在整个华语文化界不会平静下来。首先是岛内媒体报道了这一讯息,随后内地媒体蜂拥而上。

他曾经在历史中寻找他人的人生,现在,轮到别人在历史中寻找他的人生了。

“胡适最好的好后学”

    “胡适最好的好后学”,胡适去世之后,他的“小脚太太”江冬秀在一封信中如此称呼唐德刚。唐氏生前,也总以胡适门生自居,这给他带来不少争议。

在学术界看来,学术上代有传承,“衣钵”意味浓厚,唐德刚,不过是听过胡适的课,不过是因缘巧合,曾经和胡适过从甚密,但原则问题不能马虎,唐德刚总以胡适门生自居,这是拉胡适的“虎皮”,壮自己声威。

可是纵览唐氏关于胡适的着作和文章,就会发现,我们都被这位聪明的史学家骗过了,唐德刚自称是胡适的学生不假,但却从来没有称过胡适是自己的“业师”,充其量,也就是“老师”。在学术界,“业师”和“老师”,分量差着一截呢。唐德刚的业师是谁呢?在《胡适杂忆》中一个小小的注脚里,唐德刚是这样说的:“笔者的业师,也是胡先生康奈尔时代的同学和好朋友,”他的名字是“晏文斯”。

看看唐德刚在胡适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就知道,唐德刚深得这种区别的其中三昧。演讲开篇,唐德刚先声夺人:我是胡适的学生。

不过且慢,再看唐先生接下来如何说:“胡氏是教育家,授徒半世纪,桃李满天下,生徒数万人……门生遍天下,——我也是个门生和小门生之一。”

况且,“在这个有人数上万的学生大队里,如果说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等北大学生是胡老师的开山门生,什么俞平伯、千家驹、吴健雄、苏梅算是第二代学生……等而下之,则有四五代乃至六七代之多了。我不能不承认我也是胡适之的学生。”

再况且,“胡老师生前一直是这样替我介绍,我也从未否认过。做胡老师的学生,不是什么荣誉学位,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光荣,但也算不了什么缺陷和负担。……我没有正式拿他的学分,但是我却单独上过‘胡适学’大课在一千小时上下,……我不是替胡先生提皮包、延宾客……”

更况且,“我是胡适最失意、最孤独时代的学生”。五十年代的胡适在美国,“贫困交迫,心脏衰弱、胃溃疡……十分可怜,又受洋人嫉妒,他无法‘自生’,却在等着‘自灭’,情况是十分凄凉的。”那时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唐德刚,“带一个西瓜、半只板鸭去看一个贫病交迫的老师和师母”,岂不是他们需要的吗?这也是唐德刚唯一一次公开称江冬秀为“师母”,但此时的江冬秀,墓木已拱。通读《胡氏杂忆》就会发现,在江冬秀生前,唐德刚每次见到这位“小脚太太”,总是叫她“伯母”。

“伯母”和“师母”之别世人皆知。

学部委员、社科院研究员杨天石说读唐德刚会笑出声来，我读唐德刚的书，也是禁不住笑出声来。不过，“胡适的学生”这一段公案，却可以就此了结。

史学家眼中的“野狐禅”

    唐德刚与胡适相识,真可以说是机缘巧合。上个世纪初期,胡适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正忙着庆祝建校200周年的纪念活动,胡适是名校友,在校园内集会的场合,常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那时的唐德刚,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美国史博士学位,是为数不多的中国文法科的研究生。一个是校方邀请的主客,名满天下;一个是在读的学生,无名小卒,即使在同一座校园这样有限的范围里,相识的几率也不是很大。但是“我的朋友胡适之”,生性喜欢与年轻人打交道。一有机会,他就会走过去和唐德刚那些学生拉拉手,“嘻嘻哈哈聊一阵”,唐德刚最初以为,拉拉手之后也就算了,但是“对这些小地方极为注意”的胡适,三两次之后,便可以和唐德刚称名道姓起来。

唐德刚开始登堂入室,甚至有时候还会被“应召”到胡适东城八十一街简陋的小公寓里,吃一两餐“胡伯母”所烧的安徽菜。

一帮年轻的留美研究生,围绕在胡适周围。胡适一生重视言论,鼓励他们在海外自办报刊,这一群青年人,受了胡适的感召,果然办了一份《海外论坛》。史学家周策纵、文学史家夏志清,都是这群年轻人之一,也都是这个杂志的撰稿人。就连胡适,也纡尊降贵给这份杂志写了一篇关于曹雪芹的文章,并且还引起了《人民日报》的注意。

虎虎有生气的唐德刚,在学生时代就受林语堂之约写下了《梅兰芳传稿》,唐氏文风已经崭露头角。喜欢平实文风的胡适看了,不好直说,只是笑笑:“稍嫌渲染,稍嫌渲染……”

但是后来和唐德刚同时代的史学家们,则没有胡适这么客气,甚至认为,唐文那种兴之所至、意之所归的笔法,根本不符合学术规范。学术界曾经流传这样一个逸闻,当年一家内地出版社曾经想组织一套海外史学论丛,唐德刚名列其中,不想,另外一位史学大家看了,负气地索回自己的书稿:“竟然把我的书和唐德刚的书放在一起,荒唐!”

无论多么有名气,在史学正规军眼里,唐德刚始终是“野狐禅”、“杂牌军”,就连“胡适门生”的招牌,在正规军那里也不管用。在这些人的眼里,胡适的学生是吴晗、罗尔纲,怎么也轮不到你唐德刚啊!唐德刚的老友周策纵和夏志清倒是曾经肯定过他,但是一个说他“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另一个则说他“散文界有此唐派新腔可听”,“十分可喜”。都是肯定他的文字风格,对于他的治史才能,反倒避而不提。

仔细咂摸唐德刚在胡适逝世二十五周年的演讲,发现他虽然名满天下,但似乎有些底气不足。证据当然还不只这些,翻看唐氏着作,也会发现蛛丝马迹:比如唐德刚回忆自己1964年在伦敦与当代一些华裔史学界巨擘“联床夜话”,他使用的一个词是“有幸得与”;引用胡适当年的典故,他还不忘拉上“今日的名史学家余英时先生”:他“也征引了这一段胡适之的口头‘禅’”;唐德刚倒是有一次自称“我们历史学家”,可是他面对的是少帅夫人赵四小姐……

唐德刚说胡适晚年在哥伦比亚,确实把哥大看成北大;但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啊!这话如今也在唐德刚身上应验了:唐德刚对史学确实一往情深,可是史学界却不认可唐氏的“正史”地位。

如今,斯人已逝,但有关他学术地位的争议却不会到此结束,目前能看到的对他的纪念文字,多出于“史学杂牌军”之手。可是这一点也不影响唐德刚的地位——他有那么多的读者,并且留下了那么多“口述历史”,而“唐德刚口述历史系列”,现在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经典。

得天独厚的口述史宗师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哥伦比亚大学在福特基金会的赞助之下,成立“中国口述史历史学部”,哥伦比亚一下子成了世界级的口述史重镇。

近水楼台先得月,唐德刚参与其中。这对他真是好福气,当时的纽约,中国当年曾经名震一时的党、政、军、学各界要人,在十字街头随处可见。不过,人是当年人,景非当年景,这些要人已经今非昔比,寄居域外,有个小青年来陪着聊天,真是“不亦快哉”。

胡适当然成了唐德刚的第一个口述史对象。顾维钧、李宗仁、张学良……这些重量级的人物,治史者一生能碰到一个竭泽而渔已堪称幸运,唐德刚竟然全都遇到了。

专业的发问和记录整理在外人看来枯燥,但对唐德刚来说却津津有味。更何况,还有意趣横生的逸事:

国民党大佬吴国祯曾经接受哥大的邀请参加口述史计划,因为当时吴国祯是个敏感的“是非人物”,哥大特地把吴孤立起来,还专门请了一位守口如瓶的退休老教授和吴“密谈”。为老教授充当临时“技术助理”的唐德刚,装好录音机后也得退避三舍。但老教授倒腾不了新玩意,没有唐德刚在旁,他竟然录不了音。

“这真使我丢尽face!”老教授摆出一副中国通的样子,尴尬地对唐德刚说。

“但是我们仍然充满了faith(信念)!”吴国祯的回答真是恰到好处。

没办法,只好让唐德刚在旁专司“录音”,但要求对他们的“绝密谈话”“充耳不闻”。

“唐君!”每当谈话到了高潮,老教授总是不忘半真半假地提醒唐德刚,“你不许听呀!”

“不听!不听!”唐德刚保证。可是,两个人讲到有趣处,唐德刚却忍不住大笑。

“你又犯禁了!你又犯禁了!”老教授无可奈何。

到了唐德刚独挑大梁的时候,就更让人艳羡。给顾维钧做口述历史,顾和唐分头做功课,商定谈话内容。对于治史者,顾维钧是个多么大的宝藏!难得他又那么配合。

不过坚持记日记的顾博士也有犯错的时候。有一次,顾维钧把一段往事张冠李戴,唐德刚整理录音时发现了错误,更正过来,拿去顾维钧审校。顾维钧哪里服气,“事如昨日”,哪能记错。唐德刚不声不响拿出顾维钧当年自己签署的文件,顾维钧不得不服。

“唐博士,”顾维钧说,“这一章是错了。下礼拜,我们俩重新写过。”

两次谈史论学的通信

    2006年5月,记者曾经与唐德刚就治史问题有过两番通信。当时,唐德刚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但依然勉力作答。

第一封回信是唐先生亲自作书,到了第二封,便是由夫人吴昭文代笔了。唐德刚在信中叙述他的身体状况:“久病,日常所用的中英文电脑皆失灵,写字手也抖个不停。前天又跌了一跤,弄得卧床不起。迟至今天才恢复一点。”第二封信再次说道:“暮年握笔,耳脑争鸣,障眼有纱。初以为勉力作书,或可改善,孰料每况愈下,几至失明。此信只好请老伴代书。”

自那以后,记者未曾发现唐德刚谈史论学的文字面世。在那两束通信中,作为晚辈的记者步步紧逼,老先生淡然应对。行文至此,遥想当年,记者也不禁感慨。从唐德刚的回复中,可以看到一代史家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信,摘其要点如下:

记者问:您曾提到中国史学有三大主流,第一是从往古的左丘明、司马迁到今日在台湾的钱穆教授,这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史学;第二则是在今日大陆一枝独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第三则是由十九世纪的西方汉学逐渐现代化和社会科学化而形成的“现代西方史学”,您把自己划到哪一派呢?

唐德刚答:关于历史学派,原无定论。弟则选择所谓“三派”吧。至于我自己属于何派?老实说,治史数十年,却不敢附骥,乱找师承。为说话方便计,就无中生有,说是第四派,算是综合三家、采长补短的现代派吧。弟在课堂里对学生言明,此派上不见踪影,就姑妄言之吧。

记者继续发问:说到流派,不由得就想到师承,您是胡适之先生期许颇深的弟子,您自己在着作中也屡屡提到“胡适老师”。在您几十年的治史生涯以及您的着作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史学方法论,能谈谈您在这方面的心得吗?您觉得您在多大程度上是继承了适之先生?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己的创新和发展?

唐先生答:禅宗六祖的学生或问半山和尚曰:“汝肯先师也否?”和尚答曰:“半肯半不肯。”问者再问曰:“何不全肯?”和尚答曰:“全肯则辜负先师也。”一次在胡家,某台湾访客亦以相同问题问我,我即以相同言语回答。全堂宾客闻之大笑,说我在老师面前开这样玩笑。我说这故事是老师自己说的,胡老师在一旁也为之点头大笑不已。

胡适先生本人基本上是乾嘉学派的后起之秀。据他自己说,他之成为现代学术的尖兵,是他在康奈尔大学翻大英百科全书谈考据专章,忽然灵感大发,偶然搞起来的,不意竟成终生的兴趣。

胡先生的第一篇考证文章《诗经言字考》颇受蔡元培之赏识。我自己平生所写的第一篇考据文章《中国郡县起源考》就是受他的影响下笔的。东施效颦,言之可笑。我自选的论文导师是顾颉刚先生。顾是胡的学生,后来我又做了胡老师的学生,胡氏开玩笑地叫我“小门生”。我个人所受胡门的影响是很大的,但不是全部,我对胡老师也是“半肯半不肯”的。

对“胡老师”“半肯半不肯”的“小门生”唐德刚走了。他没有带走一个时代,但是他带走了属于他自己的一代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