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的方法  李泽厚的思想(媒体约稿,勿转)

陈远

与顾颉刚无关，与李泽厚也无关，但不是哗众取宠。

大抵说来，读一本书，没有多大的必要去了解作者写作的范式和方法，历史书除外，比如案头这本《革命与反革命》。

作者王奇生，北大历史学教授，学界之外，名声不彰。不过，中华书局版13卷本的《中华民国史》，王是作者之一。那套书，以我有限的阅读范围来看，在系统的民国史著作中，是最好的，甚至不用加“之一”。如今盛名鼎盛的杨天石、杨奎松，当年都是这套丛书的作者，一般史学界之外的读者，可以从此推断王奇生先生的学术水平。

疑古学派自古有之，但直至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才能说得上集大成。“层累地造成历史”，振聋发聩，天才之声。可惜的是，自顾颉刚先生以降，疑古一派，渐成式微。历史又开始被层层渲染。比如说五四运动，比如说《新青年》。

数十年来，学界针对《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事，日益趋同，今人在“一代名刊”光环的遮蔽之下，甚少有人注意到，陈独秀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之时，其实并没有什么高远志向和预设路经，成为“时代号角”，有因缘际会的因素，也有一个相当长的“运动”过程。

现在，有人说，《新青年》创办之初，不过是一本“普通刊物”，不单如此，就连被后来史家不断征引的发刊词，“论旨其实十分空泛”，“无多少实际内容”；还不单如此，就连《新青年》创刊中声称的“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经由作者王奇生一番考证，所谓“名彦”，其实不过是陈独秀的朋友圈，与其实说是名彦，倒不如说更“类似自我张扬的‘广告’”，只不过，后来论者，“常以《新青年》作者日后的成就和名望来评断其撰作阵营”，王奇生甚至指出：“陈独秀本人在民初的知名度其实也不能高估”。

这一番去茧抽丝的史实，本来应该是学界的共识，本来应该是史学界的常识和共识，但是现在反倒成为“奇缺品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史学不振的局势。王奇生娓娓道来，用的正是顾颉刚先生疑古的方法。

写《新青年》一章，并非此书重点所在，而且由此带出后面的主题：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惟有了解了作者之一方法，才不会在阅读过程中处处惊奇，同时更能够理解作者叙述史实背后的逻辑。

比如说说到五四，今人多注意的是“爱国”与“民主”，此书却注意到在此潮流之前，还存在一个个人主义的潮流存在，不过经由党派的运动，尤其是国民党1924年“以俄为师”的改组并逐渐成为执政党，个人主义才逐渐式微，民主集权制才“复制扩大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体制”，中国也“终于告别了五四人最为忧心的‘一盘散沙’的局面”。

比如说说到政党和1920年代的中国革命，学界的目光多聚焦于国共两党，而长期漠视中国青年党的存在，而真实的情形，是当时三党之间互成犄角之势。个中缘由，正是在于“革命”成为当时社会最主流的意识形态，不仅渗入社会大众层面并影响社会大众的观念和心态，甚至“以革命为社会行为的唯一规范和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如此一来，“反革命”则被建构为最大之“恶”，进而升级为“罪”，“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这看起来相当熟悉的“文革话语”，在当时不仅流行，而且是真实写照。中国青年党的长期被漠视甚至遮蔽，其实恰是当年国共两党“革命”意识形态的余绪。

从当年国民党、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三大政党之间的党际活动的叙述发端，王奇生开始进入“革命与反革命”考察，“革命与反革命”，是个“借”来的题目，早在2000年，就有台湾学者以此为题对清党进行再考察。王奇生则是把考察的时间跨度拉的更长，思绪飘荡的更远。通过对于民国政治或宏观或个案的考察，王奇生指出：1966—1976年的“大革命”，与1925—1927年的“大革命”，“其实具有相当的历史延续性”，“1949年的‘解放’，只是国家政权的更替，并非中国革命的终结。1949年以后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仍在继续。1949年以前的革命，只是在中国的局部地区进行；而1949年以后的每场运动，无不席卷全国。1949年以前的革命，主要是武力革命，参与革命的人数尚有限；而1949年以后的革命，则是全民性的社会革命，中国的老百姓无一例外被卷入。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看，1949年以后的社会革命更剧烈，更复杂，经验和教训也更丰富。”

通读全书回头来再看这段序言中的文字，其中不难看出作者深受李泽厚先生相关著作的影响和作者对“革命和反革命”这一考察背后的深意，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

在业已告别革命的今天，作为历史研究者，不能仅仅简单地放弃、淡忘或者否定那些我们曾经长期沉迷的观念，而有必要追问，那些早已溶铸成为我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构建起来的？又是如何演变的？（P101） 

这些问题，正值的我们每个活在当下的人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