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的“评价困境”

陈远

在笔者刚刚杀青的《燕京大学1919—1952》一书中，涉及到司徒雷登的篇幅占了将近三分之一。作为燕京大学无可争议的创办人和灵魂式的人物，这样的比重并不难理解。

不过，司徒雷登在国内之所以妇孺皆知，却不完全是因为其创办燕京大学的经历，更多的是因为毛泽东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因为其创办燕京大学在国际上获得的极大声誉，司徒雷登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也正因为其大使生涯，令司徒雷登在国共之争结束之后被取得胜利的中共视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执行者，遭到了毛泽东无情而又辛辣的讽刺：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在笔者多年进行燕京大学的研究过程中，经常需要面对的两个问题就是：司徒雷登是谁？如何评价司徒雷登？

第一个问题似乎不难解决，恰如前面所述，他是燕大的创办者，之后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之后又在美国度过余生。但解决第二问题却并非容易。已故艺术 家黄宗江先生还健在时，记得有一次我采访老人，老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小子胆子够大的？敢写司徒雷登，这可是毛主席否定过的。尽管是玩笑话，但是也体现出当时人们对于此课题存在的疑虑。

即使抛开这一因素，如何评价司徒雷登，依然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众所周知，在近代，基督教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来到中国的，教会学校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在当时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之下得以创立和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教会大学研究的使命就是要彻底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提高人民反帝斗争的意志”。在其自身发展的历史中，西方传教士确实一直占据着强势话语。但是，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论述的那样：过去人们曾经将中国教会大学单纯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历史，正是这些在院系调整中被撤销了的教会大学，把现代教育模式和女子教育带入了中国，也正是这些教会大学，对近代中国科技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如何评价教会大学，一直是当下教会大学研究者的困境。在当时的教会大学中，没有那所学校能够像燕京大学这样如此深的介入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甚至外交的各个角落，这一点相信读者在读完此书之后会有评判，另外还是因为，燕京大学在其发展的历程中，其与中国的合拍及不合拍，都让这项研究极具张力，也让评价这所曾驰名中外的大学的掌舵人显得困难重重。

就与西方与世界的关系而言，自首批传教士来华，上个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与外界处于一系列紧张的冲突之中，其一是种族和文化观念的冲突，其次又有民族冲突和国际冲突，在中共建政之后，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又称为首要的问题。燕京大学的发展过程，恰巧与中国与外界的一系列冲突合拍，这使燕京大学自一诞生起就处于一系列的冲突当中。传教士一开始在中国的举步维艰，义和团运动、反基督教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等等正是这一系列冲突的外在表现。而化解这些冲突，正是与燕京大学“合二为一，甚至互为代名词”的司徒雷登无法避免的历史任务。

有必要回顾一下司徒雷登的思想渊源，才可以了解他何以能够将这些冲突一一化解并且使之成为燕京大学发展的有利条件。

司徒雷登出身于教育世家，在他之前，他的家族就已经先后独自或参与创办过五所学校并出了五位大学校长、学院院长和女子学校校长。这可以说是司徒雷登选择从事教育的渊源所在，同时也让他较早地熟谙教育的基本规律。同时，司徒雷登的家族具有浓厚的宗教传统，从司徒雷登的曾祖父算起，司徒家族五代人中，共有13位长老会的传教士，其中不乏南长老会的重要成员，这样的传教士家庭，即使在传教活动一度十分盛行的美国也不多见。不过，出生与中国并在这里长大的司徒雷登在懂事之后，并不喜欢传教士的生活。同许多传教士家庭一样，司徒雷登接受的是基督教教育，祈祷是家庭中每日必不可少的功课。但是当司徒雷登在跟随父亲上街布道时，他看到的是围观的老百姓只是对他们的衣着和外表感兴趣，这让他对父亲传教效果的评价大打折扣。11岁之后，司徒雷登和弟弟被父母送回美国接受教育，而父母则回到中国继续传教，由于是传教士的儿子，在其他小伙伴无拘无束享受周日生活乐趣的时候，司徒雷登和弟弟却不得不步行几里路到城市的另一头的教堂去做礼拜，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他和弟弟被告知禁止跳舞和去戏院看戏，这一切让司徒雷登对传教士生活感到厌倦和鄙视。

 不过，在经历了犹疑与彷徨之后，成年的司徒雷登最终还是踏上了传教士之路。在司徒雷登来华传教的那段时期，美国教会中“现代主义”传教方式逐渐占据了上风，日益重视社会福音和对知识分子的传教工作，注重面向整个中国社会。同时，司徒雷登从父亲一生辛苦传教却无所作为的结局中看到了狭隘的老一辈传教士的不足，使他认识到“基督教不是永不进步的，每一时代应当有一个时代的解释”，之后倾向于“现代主义”的他形成了笃信基督教义的世界观和崇尚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在他看来，人们信仰基督教是为了获得人生的真谛，是为了使现世生活更有意义。因此传教士和教会学校的任务不是熟读经书、背诵教义或者遵守教条，而是使人获得解决人生和社会问题的精神力量。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底色，使得司徒雷登在执掌燕京大学的岁月里面对一系列冲突时毫不犹豫地实施了使燕大“中国化”、积极向中国政府注册等一系列措施，也才使得燕京大学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获得了极为迅速的发展。

正是燕京大学的成功，使司徒雷登成为当时各方政治势力的相争拉拢的对象，这最终导致了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这一职位，但是在教育领域游刃有余的司徒雷登在政治领域却常常捉襟见肘，最后竟然落得一个极为悲剧的首场，在美国，他成为对华政策失败的替罪羊，在中国，因为最后批评和反对国民党政府，他得罪了多年的老朋友蒋介石，以至于蒋在退守台湾之后对此依然不能释怀；而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执行人，尽管他在其职权之内对中共做出了最大善意的表示，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他依然无法取得中共的认同。

司徒雷登的妻子葬在燕园，这是燕园中第一个墓地。在司徒雷登生命的最后，他曾经留下遗嘱将自己的骨灰葬在燕园，并说：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尽管司徒雷登的遗嘱执行人傅泾波及其后人经过诸多努力，但目前的结局证实了司徒雷登的担忧。

如何评价司徒雷登，依然是一个难题。司徒雷登好友、燕京大学早期核心人物之一的刘廷芳曾经说过：我们可以有分歧，但必须用爱解决。或许，只有当我们心理真正如此强大之后，评价司徒雷登的困境才可以解除。

（本文刊于《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