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天下”发表之后各方面的反映以及1957年储安平人际关系考察 

陈远

考察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及其言论，储安平和他创办的《观察》杂志是至为重要的。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日渐成熟【1】，尤其是经过了谢泳先生的一系列研究之后，我们可以对储安平和他创办的《观察》有比较详细的了解。

不过，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政局中，储安平虽然凭借《观察》杂志获得了广泛的名声，但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大舞台上，他还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2】。好在储安平也志不在此，为了保持刊物的独立性，他比较有意识地与当时政治势力最大的国共两党保持了距离，我们看那时《观察》的言论，对国共两党均有批评。那时储安平的交往，也多局限在知识界。1949年，蒋氏政权退到台湾，储安平留在了大陆，联系到储安平对共产党与民主自由的分析【3】以及他说过的“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4】这样的话，1949年储留在大陆的结局，究竟是自我选择的结果还是历史潮流的夹裹，其实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5】不过，本文无意在这个问题上多加探讨，谨在此提出，以就教于方家。

无论历史的真正原委如何，储安平最终留在了大陆。1949年之后的开始几年里，储安平似乎并没有因为之前的言论在新政权之下受到太大的冲击，但是，先前那个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储安平好像不复存在了。他先是参与了《观察》的复刊，当然不可能有什么作为，随后他退出了，之后又先后出任了国家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等职务，1954年还担任了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那时的储安平，如果不从言论史而是从政治史的角度来考察，还始终没有走到历史的前台来过。到了1957年，他出任光明日报的总编辑，6月1日，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本来没打算参加也没有打算发言的他，在动员之下做了《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在这篇发言中，储安平提出了震惊宇内的“‘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这一观点，那时，储安平才真正处于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聚光灯之下，成了与他的前辈章伯钧罗隆基几乎齐名的人物。时至今日，当年五十五万右派中没有改正的五个人中，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三人均在其中。 “党天下”发表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仅《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涉及储安平的报道和文章，就多达175篇。因为这个观点，储安平之后的命运完全改变【6】，也因为这个观点，储安平在章伯钧眼里成了“几百年才有定评”的“历史人物”。或许，在储安平发表这个讲话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他这个发言会在多大程度会改变他的命运【7】；或许，储安平意识到了，但是他还是选择发言【8】。这是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本色。第二天，他的发言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在中央台全文广播。

作为后来人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总是看的特别清楚：就在储安平发言之时，毛泽东亲自起草的那篇给党内干部阅读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已发下半个月，文中有这样的句子：“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储安平发言之后的第七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如晴空惊雷般的社论《这是为什么》，社论中说：目前社会上有一批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他们别有用心，企图推翻党的领导，要求各个党派轮流执政，这些人是我们的敌人。

储安平的命运，在他于5月31日伏案写发言稿的时候，早已注定。

关于储安平“党天下”发表之后个方面的反映以及储安平在那一年的人际关系，在储安平研究领域中少有专文论述，本文拟在这一方面略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