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知识分子的歧路

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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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949年后中国史学中农民战争史这个领域的“拓荒者”，赵俪生有两个故事意味深长。

其一缘自于谢泳先生的发问：杨联陞为什么生气？尽管这段故事几成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但是为了叙述的完整性，还是有必要略加叙述：一九八七年四月，赵俪生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遇到困难，想到他在清华时期大他一级的同学杨联陞。赵打电话向杨求助，却遭到杨一番劈头盖脸的指责。这段经历，在赵俪生的访美日记中有活灵活现的叙述，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阅读。

谢文发表之后，与杨联陞同时代的史学家周一良撰文为杨辩护，之后又有韩石山撰文重新审视杨赵案，认定赵俪生的日记属于事后补记，在细节之处存在出入。相对来说，我倾向认同韩先生的审定，但是，这样的事实认定，不影响我也比较认同谢泳先生关于当年清华学生左右的分析。这则故事，参照另外一条对比阅读，便显得意味深长。

在一二九后期，蒋南翔有一次找赵俪生谈话：“你人很诚实，在搏斗中表现英勇，这说明你革命热情很充沛，但是革命热情是多变的，它还需要组织的保证。”

那时，蒋南翔已经担任了三年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赵俪生明白，这是同学在启发自己入党。当时经过一番思考之后，赵俪生找到蒋南翔，答复说：

“我读列宁的《传》，读到马尔托夫的事。马尔托夫主张，有些知识分子可以邀请到党内来做党的贵宾，而不需要他们遵守什么组织性、纪律性。列宁狠狠地批判了马尔托夫。马尔托夫是孟什维克，当时肃反，'契卡'已经把马尔托夫列入被肃的黑名单了，列宁却弄来一张车票叫女秘书送去，让马赶快逃往西欧。事后，列宁想起马尔托夫说，多么精致的知识分子呀。我读过后，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我自己有点像马尔托夫。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据赵俪生回忆，“从那以后，蒋南翔再不来找我了”。

赵俪生、王瑶、蒋南翔、韦君宜、杨联陞这一批知识分子，大致成长在同一时代，但是彼此的道路却大相径庭：像杨联陞，对当时的政治时局不是太关心，保持专心读书的状态，1949年之后去了美国，一直过着学者的日子，并在专业领域内取得了令人难以企及的成就，这是一类。而赵俪生、王瑶、蒋南翔、韦君宜则对当时的政治时局抱有自己的看法并怀有热情，在一二九运动中，均有不同的表现，可以统称为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这一概念，最早由何家栋先生提出，并受到学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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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细究起来，在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中，又可作细致划分。

赵俪生晚年回忆：我和我的许多同学走的道路，并不完全相同。他们是拿革命热情在搏斗中经受考验，从而产生了参加组织的要求；又在组织中经受考验，逐渐成为组织中低层的和高层的头头，后来成为大人物的。

比如前面说过的蒋南翔，便属此类。蒋南翔在1949年后先后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1949年之后的教育走向，与其关联莫大，不过，那属于另外一个话题，在此不论。

赵俪生则属于另外一种典型。

赵俪生在清华读书时，正值他的青年时期，那一时期也是清华最好的时期，教授治校的制度在梅贻琦的执掌之下得以确立，学术空气自由而又浓郁。一大批现在看来是老辈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当年，在清华园里传播欧风西雨。

按理说，像赵俪生这样的读书种子，应该很容易沿着正常的道路成长为纯正的学者。但是赵俪生后来的道路并不是那样，而是经历一番周折，除了个人气质的原因外，还跟时代有很大关系。

也是在赵俪生读书时期，正是在那样自由的环境里，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学说传播到了清华大学，学生运动也开始蓬勃发展。据赵俪生回忆，在当时的同学当中，已经分左中右三派，而且，在当时，清华大学里面已经出现了革命组织。之后他所经历的一二九运动，便是在革命组织的主导下发起。

在清华的校园里，赵俪生受当时那些教授们的影响并不大，这从他在后来撰写的回忆录中对当年教授的臧否中可以看的出来，比如说俞平伯和冯友兰、再比如说刘崇（左金右宏  请拼字）和雷海宗。晚年的赵俪生月旦起这些老师来，依然老大不客气，与其它清华同侪对于师长的回忆颇为不同。

我们固然可以说这是因为赵俪生的快言快语，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赵俪生当时的思想倾向。当时赵俪生比较亲近的老师是闻一多和张申府。闻一多当时的激进和左倾众所周知，张申府也是如此。

在赵俪生的回忆录中对张申府有单篇的的叙述，可以看出赵俪生的人生轨迹依稀有其内在逻辑。尽管当时不知道张申府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尽管不知道张申府是一二九运动的清华幕后指导人，但有一点，赵俪生是知道的，那就是张申府喜欢借用逻辑讲坛作为他评论政治、宣传反蒋观点的场所，这些在赵俪生看来，具有“吸引群众的最大魅力”。

转眼间15年过去，这对师生再次见面已经是1949年，“当年那么勇敢斗争过的”张申府，成了靠读《麻衣相书》过日子的图书管理员，而赵俪生对于乃师关于“划江而治”的议论，也只是“隐约听说”，其之后的背景，反倒是后来听作为后备的研究者舒衡哲（王瑶的研究生）说起的。

这种反差，正好可以说明赵俪生对于政治热衷，但是又有意无意地保持着一定距离，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切身介入不像蒋南翔、韦君宜那些同学那么深。

考察赵俪生与张申府两次见面之间15年的时间里，赵俪生过的基本上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的生活，与之接触的，也大多左翼知识分子，比如叶圣陶、郑振铎、范文澜，在回忆起这些人物时，赵俪生的笔触，很温馨。

基本上，赵俪生在回忆从清华求学到1949年这一段时间的文化人时，对左翼人士大多好评，对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长辈则多有褒贬。

这一情况在1949年之后，在延续的同时也发生了些略微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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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之后，赵俪生大致过的是知识分子的生活，从中国科学院编译处到东北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再到在兰州大学终老，莫不如此。这一时期与之有来往的知识分子，基本上也都是左派知识分子，比如说艾思奇、华岗，赵俪生对于他们的回忆，也都包含深情。

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内，赵俪生也与两位左派知识分子发生了冲突，一位是郭沫若，一位是成仿吾。没有看到对方对于彼此冲突的记录，所以不好评判。之所以这样说，恰如文章开端所提到的那桩公案，赵俪生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很多属于事后追忆，在细节之处难免有出入的地方。王家范说：解放前，中国高等学府历史课讲得最好的是钱穆；解放后，则首推赵俪生。钱穆讲课如何，不曾得见，不得而知，但据赵俪生的学生金雁的说法：赵先生口才极好，讲课精彩极了。喜欢从史料出发的人，对于口才好的人的说法存在一种天然的警惕性。

扯远了，再回到赵俪生身上，在非正常的年代里，赵俪生这样一位典型的左派学者，也被打成右派，真是见证了“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名言。

其实，在知识分子当中，赵俪生在五十年代较早地认同新意识形态，并为新意识形态的建立起了很大作用，他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和土地制度的研究，都是新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在1949年前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体系中，赵俪生也是贡献最大者之一。向达先生曾不无讽刺地称当时的新史学为“五朵金花”，即主要讨论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资本主义萌芽这五大问题。而赵对其中三朵“金花”都有很大贡献：对农民战争史他有公认的筚路蓝缕之功，土地制度史他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第三朵即“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讨论他也是其中“魏晋封建论”一派的重要学者之一。

众所周知，古史分期是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曾经卷入的一场大讨论，最后由郭沫若定于一尊。赵俪生与郭沫若的冲突，不知是否存在“同行是冤家”的评论。

最近，赵俪生的回忆录再版，赵俪生再次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有人把赵俪生说成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是不太确切的。关于赵俪生，还是他初到延安时的一句概括的好：

我基本上是一个懦弱的人，一个不富于勇敢气质的人。碰见斗争，我不是凑上去，而是躲在一边。虽然我对政治不是一点也不感兴趣的，但最终还应当是一个文化人，而不是什么政治家。我们已经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点是不变的，像封建社会的女人嫁了丈夫一样，‘妾心古井水’。但我们不一定在这么集中的场合里搞，我们可以到松散一点的场合去搞。并且，我是一个先天地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人，平生最不喜欢开会、听报告、服从组织分配，等等。像我这样的人，在延安呆下去，会有什么好下场呢？

具有自由主义气质不能等同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终其一生，赵俪生身上不曾变的，还是“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他没有像韦君宜那样在延安待下去，或许，这是一二九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另一条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