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苹芳专业生涯上的两次转变

文  陈远

远按：此文是受邀而写，刊发于《新京报》，刊发时标题被编辑改为《考古学家徐苹芳是怎样炼成的》。谨以此文悼念徐苹芳先生。

22日凌晨，著名考古学家、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徐苹芳去世，众多媒体对于徐先生的去世都做了报道，我注意到，这些报道多集中在徐先生一生的成就上，比如捍卫旧城文化遗产、主持元大都遗址勘察与发掘等等，还有就是他关于安阳曹操墓的质疑。这都符合徐先生考古学家的身份，不过，我却更注意徐先生成为考古学家之前的经历。因为那段经历展现了中国现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变，这个转变又影响了当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

诸多媒体提到 徐先生的经历时，多数都说到徐先生是北大考古专业最早的毕业生之一，这没有错，但是在进入北大考古专业之前，徐先生曾经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并且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先是在新闻系，然后转入历史系，师从邓之诚、齐思和、王钟翰诸先生。这也是青年徐苹芳在专业生涯上的第一次转变。

这一次转变，跟燕京的学术风气有关系，当时的燕京，学术空气浓郁，学术风气也非常自由，学生和先生，关系非常融洽。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对于专业的选择全凭自己的学术兴趣，对新闻感兴趣，可以；对历史感兴趣，也行。一般来说，学生在入学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对自己的专业有一个比较深的认识，在选择上也更符合自己的学术兴趣。徐苹芳的这次选择，便是如此。

第二次转变，是在燕京被取消之后，燕京的专业部分被并入北大。也是从那时候，思想改造开始在全国展开，党委开始进入大学。作为学生，徐苹芳当时的感受是“师生之间这种（融洽）关系就不复存在了”，这时，徐苹芳做了他在专业上的第二次选择，这一次他转入了考古系。这次选择的考虑主要是“离现实越远越好”，用徐先生对我说过的话来说就是：“考古研究的都是挖出来的东西，跟其他无关。”结合当时的形势，时代对徐苹芳这次选择的影响非常明显。

徐先生后来在考古领域作也出了非常卓越的成就，但是在他自己的内心怎么看待这些成就，现在我们无法得知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徐苹芳对待学术的态度以及学术的方法，是他在燕京时期奠定的。王军评价他说：“徐老的感情不是那种发发牢骚、苍白的感情，而是基于对这个城市深刻的理解之后的一种情感流露。”这样的风格是来自燕京，而不是北大。       

后来在八十年代末期，徐先生担任考古所长时，在学术之外的表现也非常值得称道，那种对待时势的看法，也是在燕京时期奠基的。我曾经劝徐先生把自己的经历写成自传，徐先生对此不知可否，后来见面时问及，徐先生说一直没有时间估计。要是有熟悉他的人把他的经历写成传记，对当下的知识分子来说，我想该是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