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远：读书时更需要擦亮眼睛

■青年学者陈远一口气推出了《消逝的燕京》等口述史三部曲
　　

　　口述史《消逝的燕京》等三部曲出版

　　■新快报记者 徐绍娜

　　走访中国近现代一批集大成学者的后人，与当今学界众多名人面对面，为燕京大学创始人司徒雷登“翻案”……这是作家陈远在不久前推出的口述史系列（三部曲）中所呈现给读者的“特立独行”的多面文化。

　　在《消逝的燕京》中，陈远从司徒雷登创建燕京大学开始，讲述了燕京大学的名师风采、著名校友的逸闻趣事、燕大在抗日战争中因身份特殊起到的保护作用以及受到的摧残等，也追述了许多功绩卓著却受到误解甚至不公正待遇的学者，如傅泾波、吴兴华等；《穿越美与不美》是陈远对当今学界名人的专访，其中包括李泽厚、葛兆光、李银河等。陈远用出自这些名人嘴里的话，真实地讲述了他们的内心隐情和种种阵痛，还原名人的“常人”本色；而《在不美的年代里》一书，是陈远采访中国近现代一批集大成者的作家、学者，如梁启超、冯友兰、沈从文等人的后人，由他们对其生平做出口述或追忆。

　　三部曲中，我们发现，许多历史人物都被进行“重新定位”，比如司徒雷登就被作者誉为“燕京大学的灵魂”。对此，陈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认为这不是重新定位，而是还原真实。要说重新定位，也是建立在材料基础上的，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

　　对话陈远

　　还原历史人物最难在于“现实的干扰”

　　新快报：此次出版的《消逝的燕京》等三部曲均属于“口述史”，你当时选择这种写作方式，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陈远：口述史作为史学的方法之一早已有之，最有名的要数唐德刚先生所作的口述史系列了。采用这种方式，在于我本身对历史的兴趣。大学时期，我开始对民国史产生兴趣，那时一门心思想进入学术界。毕业后，我进入传媒行当，心思却还是在做历史上。当然，我现在想明白了，做什么跟在什么界其实关系不大。

　　新快报：《在不美的年代里》意在为读者呈现历史人物真实的一面，还原历史人物最难的是什么？

　　陈远：最大的困难是来自现实的干扰，有些老人认为有些事情不宜讲。我曾经和张东荪先生的女儿张宗烨联系了很长时间，张老师觉得张先生当年的事件现在还说不清楚，所以没能访谈。还有，就是老人们的习惯，我曾经联系杨绛先生想了解杨荫榆的事情，杨先生说：“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我一方面觉得遗憾，一方面又觉得应该尊重这些长者的决定和习惯。

　　新快报：近几年大量口述史出版物纷纷问世，这种境况推动了口述史的普及和推广，但同时也出现一些出版物对口述史概念的泛化和滥用，使得此类书籍出现良莠不齐，甚至混淆人们的认识，你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陈远：因为口述史的表现形式轻松易懂，似乎正在越来越受到市场的重视和青睐，所以出现了以上情况。良莠不齐也很正常，就算是严格按照学院派的学术范式撰写的著作也难以避免这种现象。大浪淘沙，沙子早晚会被淘出去的。

　　新快报：读者也关心来源于人们记忆的口述史是否可靠、口述史是否需要文献、是否“有言必录”就算完成了口述史？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陈远：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口述史当然需要借助文献，因为口述史是建立在文献基础上的，只有在掌握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才会判断哪些是历史要填的空。“有言必录”，要看是哪种情况，如果是对历史事件的看法，不妨“有言必录”，如果涉及对历史事实的补充，则需要审慎考察，比如说其他史料的佐证，这尤其考验访谈者的判断力。不过，口述史首先是历史材料的积累，为后来的史学家提供材料。年鉴学派的史学大师马洛·布洛赫说：哪怕是伪造的史料，也有其价值，我们可以借此来分析伪造者为何作伪。而对于读者来说，读书时确实更需要擦亮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