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引文中，作为历史学者和资深媒体人，陈远是敏锐的。他注意到：

在徐苹芳 关于老师们的回忆里，表现出了与他之前和之后粗线条讲述不同的风格。这些回忆的细节和他粗线条的讲述形成了一种对比。在这种对比中，我明白了什么才是徐苹芳所怀念的。

（陈远撰：《消逝的燕京（陈远口述史系列）》，重庆出版社，2011年）

我在梳理徐苹芳师论著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先生的这一特点。举个例子，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著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每人千余字的字数限制，徐苹芳师竟把所有笔墨都花在引领他进入学术之门的第一位导师——邓之诚先生身上。在40余年后，他竟能像放电影似地，写出邓先生家小街上的色香味，院落和书房的具体陈设，以及邓先生的穿着和音容等。众所周知，徐苹芳师文辞简练，惜墨如金，但这段生动的回忆足足有400多字，占了整个《自述》的近四分之一。

我第一次见到邓之诚文如先生是在1951年初。我1950年暑假后进燕京大学新闻系，读了一学期，寒假后转到历史系。那时历史系的学生也不过三、四十人，大家很快便都认识了。有一天，邓先生的研究生王剑英同志对我说应该去见见邓先生。邓先生住在成府村蒋家胡同2号。

五十年代初的成府村还颇有些农村的风味。除去靠近学校东门的“常三”饭铺附近显得有些热闹以外，成府街上倒还安静。土打的院墙，槎桠的枣树，有些居民家里还养着狗，喂着鸡，烧着柴锅，到做饭时则升起袅袅的炊烟，散发出一种特有的柴香。

成府村蒋家胡同2号在由校东门往燕东园去的大路北侧，是一座很讲究的院落。进大门后有一个屏门，门内是宽敞的庭院，方砖铺地．两旁有抄手游廊。北房三间是邓先生的书房。房间高大，在向阳的大玻璃窗下，摆着一张书桌，其它靠墙的三面，立满了书箱。屋子中央放着一张大案桌，学生们来上课时可以使用它，同时又可以作饭桌，也可以供摊书之用。几张旧沙发是待客的。邓先生自己经常是坐在书桌前的一把旧木转椅上。

宏按：看到这里我感到惊讶：这不就是徐苹芳师自己书房的布局吗？几乎完全一样！小有不同的是书箱为书柜所取代，书桌前的旧木转椅为一把旧藤椅所取代。那把藤椅早已残破，但先生坐了多年，直到前几年才换成现在这把新的。这样的布局是偶然巧合，还是苹芳师为怀念恩师而有意为之？这个谜先生也带走了。

我们进屋后，邓先生从木转椅上站起来表示欢迎。他身穿青布棉袍，扎着腿带，脚上是一双“老头乐”式的厚底棉窝。苍白的短发，上唇留着一髭花白短须，从黑框眼镜的后面投出了令人感到有点严厉的目光。但是，那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听起来却又使人觉得很亲切。

三校合并后邓先生退休，正在家里重编《中华二千年史》的第五卷明清史部分。清史一直要编到辛亥革命，工作量很大，有两名助手帮着抄书。我经常到邓先生那里去，有时帮着他查查书或去学校的大图书馆借书。就在这个时期，邓先生结合编书陆续给我讲了“戊戌变法与立宪”、“清末的立宪运动”、“义和团”、“辛亥革命”和“李鸿章”等专题，而且特别给我讲了“如何鉴别史料”这个专题，以丰富的例证，阐述了他积累多年的鉴别史料的方法和经验，使我受益匪浅。

邓先生治学谨严，特别在史料的运用上是很慎重的。他主张以历代的正史为治史的基本史料，历史系的大学生应从读正史入门，只有打好了这个基础，才能研究历史。所以，《中华二干史》中所用的史料，都是正史、实录、政书之类。但这并不是说邓先生不注重野史。他认为“正史为体例所限，往往不详，且成于后人，自不能尽得当时真相，野史佳者，多足以补史阙。”……邓先生认为如果根据不正确的史料，必然导致作出错误的结论，“史贵求真”，因而在使用史料时必须先加辨别。邓先生常举李心传的《旧闻证误》、钱谦益的《太祖实录辨证》和潘柽章的《国史考异》三书作为考证野史的范例。在辨别史料真伪时，除了看作者的“史才”之外，主要从其所记史料中之时、地、人三项来辨别真伪，如不仔细辨别，真伪不分，对史学的研究是非常有害的。

邓先生最著名的收藏是七百多种清初顺康人集部。收书不是为了藏书，邓先生一直在利用收到的顺康人集部来做明末清初历史的研究。……邓先生经过长期和细致的研究，对这个时期数以百计的历史人物，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并能够洞察他们之间的许多微妙的关系，这些成果均已反映在邓先生所著的《清诗纪事初编》中六百余篇人物的小传中。

邓先生逝世于1960年1月6日。我从邓先生学习不过十年时间，但是，他对我这一生的学术生涯的影响，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老一代史学家治学严谨，实事求是的作风，这便是科学。在我学习考古学以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更为重要。考古学是研究历史遗留的遗迹和遗物的科学，尊重历史史实是考古学的原则。现代人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强求解释。

（《徐苹芳》，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

一位严师的为人为学和学生对恩师的拳拳之情，都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