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与立宪运动的一次擦肩

文 陈远

1911年，中国近代史上“私立大学的拓荒者”张伯苓在北洋水师学堂已经毕业16年了。就在张伯苓毕业的第二年，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开始维新变法。也是在那一年，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创立，教育新潮在陈旧的大清体制中开始萌发。

“美满的事”

张伯苓学水师而终于教育，契机也是那一年。当年5月，张伯苓随“通济”轮送清政府官员去山东。清政府接受日本占据的威海卫，旋即拱让给英国。张伯苓感到“欲救危亡，非造就人才不可；欲造就新人才，非兴办新教育不可。”

胡适在《教育家张伯苓》一文中记载，张伯苓目睹这一切，深受刺激，喟然发叹：“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天，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几个月后，张伯苓开始在严修家馆任教。严修，近代史上被封尘已久的一个名字，张伯苓和南开之所以能在日后风生水起，实得益于严修。近年来学界对于严修开始注意其对南开的贡献，但是其为何能对其为何能发挥如此作用探究不深，这还要从晚清变法说起。晚清变法，袁世凯受命在直隶天津先行尝试，在天津兴办教育成绩斐然的严修落入袁世凯的视野。当时袁世凯在教育上的主张，多出自严修，袁世凯尝言：“吾治直隶之政策，曰练兵，曰兴学。兵事我自任之。学则听严先生之所为，吾供指挥而已。” 可见严修的重要。

不过，严修与袁世凯的交情，还不在于兴办教育。1908年11月，摄政王当政后欲对袁世凯施以辣手，差点命丧黄泉，袁“仓皇出都，旧识无敢与通讯者，惟学部侍郎严范孙修独抗疏，讼言进退大臣，应请明示功罪，不宜轻于斥弃等语……”。1909年1月5日袁离京，只有严修和杨度二人（一说还有二人）陪着落魄孤单的袁，一直把他送到车站。之后袁世凯东山再起，炙手可热之际，严修却拒绝了袁世凯邀其入仕，以一介布衣，笑傲公卿。

南开之所以为南开，和严修与北洋渊源是分不开的。

所以，胡适说：张伯苓同严修的结识与合作，自南开初创时起，这是一件美满的事。

立宪运动的局外人

1911年，38岁的张伯苓在严修家馆（1904年改为南开中学）教授了13年。胡适说：“严修是中国旧道德传统和学识渊博最可敬佩的代表人物。……他对教育的信念，对新时代新学识的虚心接受，和他在天津地方、直隶全省的道德名望，给年轻的张伯苓在创立远大的教育事业上有莫大的帮助”。

确实，此时的张伯苓，在天津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成为一名颇有名望的乡绅了。

那一年，尽管大清王朝已经走到了末路，但并没有什么先兆预示革命的爆发。孙中山的革命党，始终未成气候，而当时的另外一支政治力量——立宪派，本意并非推翻这个王朝，此时正积极向清廷请愿召开国会立宪。年长张伯苓六岁的天津教育达人温世霖，便是当时天津立宪派的重要人物之一。1910年，全国请愿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之际，温世霖先后六次参与请愿，其中有一次更是作为请愿书的领衔人，率领数千群众到总督署请愿，首开全国发动群众游行请愿之端。

11月4日，清廷发布上谕，宣布于宣统五年（1913）召开国会，不准再请愿，否则按法惩办。宣统五年召开国会比原定计划缩短三年，但东三省和直隶由于地处日俄侵略的前线，危亡感倍加深切，仍然继续请愿。你这厢满腔热情爱国，他那厢认定你心怀叵测。清政府和激进立宪派之间的冲突发生了。

1911年1月7日晚，当时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陈夔龙下令将温世霖逮捕。陈夔龙逮捕温世霖后不交司法部门，未经任何审判而定罪。在天津各界中引发不小震动。

翌日晚八点，直隶省绅界齐集天津县议事会，公推张伯苓为临时会长，共议挽救温世霖的办法。先由温世霖之弟温励庵报告被捕情形，次由张伯苓、杜小琴等报告此事发生原因，最后决定用个人名义上书直隶总督“诘问被拘理由”，当场拟定上书稿，签名者26人。次日上午赴督署，只延见张伯苓一人，告知“明谕其罪多系充军，诸君无须过问”。张伯苓辞出，拟晚间齐至南开学堂再拟办法。当日严修的记述中有记载：“伯苓来谈支英（温世霖，字支英，笔者注）事。”

当日张伯苓与严修谈了些什么，无从得知，可能老成持重的严修并未表态，因为严修早已得知，温世霖之被捕，“北京政府意也”。 1月9日，严修记述：“伯苓来，以温支英被逮商量办法，旋往督署递奏。中午，伯苓自督署回言，制军已传见，遂经伯苓为之剖辨，全无效力。”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至此，张伯苓所能做的，便是使温世霖创办的普育女学堂维持不辍。而温世霖则被发配新疆。

不美满的结局

张伯苓一生，多专注于南开，少与政治有涉。此番交涉，不知对其何影响。不过，此事之后不久，张伯苓因“心气不足”，向严修请假去北戴河休养，也许与当时局势有关。

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潮流波及天津，学生离散，南开中学一时陷于停顿。学校经费捉襟见肘，张伯苓与所有教员停支薪俸，会计只发半薪，只有工友数人照给工食。11月，学生才逐渐来校，张伯苓决定合并班次继续上课，当学期的学生学费减半。南开几近难以为继。这是南开校史上第一次面临严重困难，也是南开与国运相始终的开端。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南开大学、中学因为平时爱国抗日的缘故，于7月29日、30日被日军以轰炸机炸毁，蒋介石闻讯后安慰张伯苓：“南开为国家牺牲了，有中国即有南开”。南开声名，一时鼎盛。就在南开被炸毁不久，张伯苓的爱子在前线牺牲。张伯苓得知后说：“我本人出身水师，今老矣，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激愤之情，难以表述。

1949年政权更迭之际，张伯苓以“衰老多病，不利远道”为由，谢绝了蒋介石父子请其去台湾或美国的劝请，留在大陆。身体原因固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不过，他去世前数月与部分南开校友在天津聚会时得意的宣称：“咱南开到处有校友，北京有周恩来，在台湾还有吴国桢。”由此来看，张伯苓选择留下，也许心中有某种把握。

不过，曾经在1948年国民党“行宪国大”之后出任考试院长的经历，成了张伯苓在新时代的“政治污点”，1950年南开校庆，他早早准备去参加相关的活动，南开中学却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是给他安排了一个一般席位。

1951年，张伯苓凄凉辞世。除天津的报纸刊出了张家的“哀启”和由他人代笔起草的“张伯苓遗嘱”外，舆论哑口无声，即使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临吊唁一事，也未有公开披露，好像仅是一项个人活动。周恩来这位张伯苓昔日的学生，在审读张伯苓的遗嘱时，从政治高度表示了遗憾：“可惜少了两句话，即张伯苓应表示悔过，向人民低头。”1960年编撰的《南开大学校史》中，更是对张伯苓予以全面否定。

而此时，距离张伯苓开创南开，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而他在1911年因为教育与宪政产生的那一段关联，则宛如这位身后堪称凄凉的拓荒者生命中不经意的一段小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