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访袁林

文 陈远

自从前两年开始关注北洋集团，就一直想去安阳，看袁林——一手缔造北洋集团的政治强人袁世凯的最后归宿，顺便，看看殷墟。关于袁世凯的资料看了不少，但总有俗务产生，一直未能成行。

没想到，两年后去安阳，目的地便是袁林。前不久，“袁世凯与辛亥革命”研讨会在安阳召开，我作为受邀嘉宾参会，于是前往安阳。还没有到安阳，先生感慨：一百多年过去，蒙在袁世凯身上的，是诸多历史的尘埃。即使在时代开明的今天，袁世凯，依然是个令人欲说还休的话题。

是的，是尘埃。两年前关注北洋集团这个题目，开始陆陆续续的看相关资料时，就发现，一个袁世凯，被历史打扮的面目全非，告密者、卖国贼、窃国大盗——这些头衔让我面对历史时，常常迷惑，若是袁如此不堪，为何历史选择了袁世凯？又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原本就是这样不堪。

翻阅资料，同时也在剥离历史蒙在袁世凯身上的尘埃。资料上如此告诉我：

  他不是教育家，但是热心教育，山东大学的前身山东大学堂，就是他一手创办的。创办学堂时，他说：“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这话放在当时那些名胜一时的大学校长的话语中，毫不逊色。即使有人捉刀代笔，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的见识。

废除科举是近代教育史上大事，也是让他引以为豪的一件事，他女儿回忆说：“我父亲以后经常谈论这件事，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可惜后世史家在谈到废除科举时，很少提到他的名字，但是当年他给大清皇帝的奏折还在，证据确凿。

直隶（今河北省）之所以能在近代以来较早地建立起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跟他关系莫大：正是在他的支持下，严修等人才在直隶掀起了一股兴办新式教育的潮流，办起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新式学堂。1907年，南开中学的前身天津私立第一中学起建礼堂，礼堂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而直隶最早的公立女子学堂，也是他下令创办的。也是在1907年，清政府学部对全国教育作了一次详尽的调查统计：直隶教育位居全国第二。

他也不是财政专家，但是1901年12月，他接任直隶总督之后，面对从李鸿章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财政烂摊子”（当时的直隶财库有20万两白银，还是从山东财库借来的），他发展实业，成效显著。

1902年，在他的主持下，保定设立农务局，天津设立工艺总局。1905年，农务局试种美国棉花成功，“绒絮颇长”，外国的棉花确实好，所以随后就开始在直隶等北方省区推广，这在农业发展史上，算是有重要意义的一件事。而直隶省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得过程，正是在他主政直隶期间。

工艺总局则是领导全省进行工商业建设的机构。在其发展直隶实业的过程中，提出官为商助的主张。1904年，天津织染缝纫公司创办，资金不足，他指示政府拨款15000元入股相助；1907年，天津机器玻璃厂建厂遭遇了同样的问题，他拨银5000两相助。这种方式在今天看起来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但是在工商业刚刚起步的晚清，对于企业的发展却起到了非常的促进作用。天津正是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得举些枯燥的数据，才能看清楚当时天津的发展：庚子以前，天津仅有四五家近代工业企业，资本总额为110万两，到了辛亥以前，已经发展到137家，资本总额为2920万两。

数据不会说谎。所以有论者说其主政直隶时期，是天津工商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他也不是司法专家。但是现代法学先驱沈家本质所以能主持修律馆，正是缘于他与同僚张之洞、刘坤一的保举。清政府在司法改革中取得的重要成就，大都和他的努力有关。比如将司法、行政分离，搞司法独立；再比如设总检察厅，受法部监督，对刑事案件提出公诉。直接的证据就是当时地方司法改革的试点就设在直隶，而他是直隶的主政者。（参见拙文《“卖国者”的功绩》载《负伤的知识人》商务印书馆即出）

这是我两年前写的一篇袁世凯的小文，是看完资料后对袁世凯的重新认识。打住，暂且打住，本来是说袁林的，怎么说起袁世凯来？但不说袁世凯，袁林就没有来由，就只不过是洹河水边的一个不知名的小地方而已。

6月4号，抵达安阳，从火车站打车过去，不过十分钟的路。先在宾馆安顿，和一帮学界师友闲叙，说的最多的，当然还是袁世凯。第二天才去看袁林。

一到袁林入口，便可以看到一个五门的门楼，巍峨高耸，气度不凡。同行的朋友拍拍我指着让我看，具体的内容忘记了，记住的是，都是当年的主席语录以及相关的内容。朋友之所以示意给我看，大概是觉得这样的内容与袁林大不协调。可是，袁林之所以在今天能够保存的相对完整，还多亏了主席的指示。1952年，主席来到袁林，参观过后，做出指示：要把袁林保护起来，作为反面教材，教育后人。否则，经历十年浩劫，袁林是否还能存在，还真是个疑问。

但袁林所以能够安然无恙，还不完全拜主席所赐，文革时，红卫兵们来到这里挖袁世凯的坟，一阵镐刨锤砸，经过钢筋混凝土浇筑的袁墓丝毫无恙，没有炸药的红卫兵，只好怏怏离去。

为袁世凯设计最后归宿的，是一位德国的设计师，陵墓的设计也完全是西洋风格，在袁世凯死后的两个月里开始施工，耗时两年完成。在此之前，袁世凯的儿子们，已经将他入土为安。我看到过一张墓园刚竣工时的历史照片，袁林还真有一片林子，面积比现在的袁林大的多，松柏林立，不过具是幼苗。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在她的回忆文章中曾经说到这个情况，最初的袁林，因为经费紧张，难以成林，是袁家自费移种而来。老袁十个妻妾，多子多孙，若是一个儿孙种上十棵，便是不小规模。

不过，袁林之所以叫袁林，还不是因了这片儿孙为袁世凯栽种的林子。当年袁世凯入土，大公子袁克定理所当然地去请袁世凯的昔日盟友徐世昌题写“袁陵”二字，毕竟做过皇帝嘛，虽然只有八十三天。老成持重的徐世昌告诫“世侄”：陵乃帝王之墓，令尊生前称帝未成，且已自行取消“洪宪”年号，用“袁陵”，不妥。袁克定争辩说：亡父大殓时，即身着皇帝的冕服。但无论袁克定怎么说，这袁陵二字，徐世昌就是不写。不愧是秀才，还是徐世昌，想出了通融的办法又引经据典地说服了大公子：“《说文解字》中，陵与林可相互借用，避陵之嫌，却有陵之实，就称袁公林，如何？”

徐世昌后来能做大总统，那真不是盖的，就说这袁公林三字，便看得出这位秀才进退得度。那时节老袁因称帝为千夫所指，称陵讨好了袁公子，但是得罪了天下人，称林，两头不得罪。其实，虽然老袁称帝沸反盈天，但是真要是叫袁陵，还真不见得出什么乱子，后来的国父孙中山，在南京的最后归宿，不就是叫中山陵吗？中国的老百姓，逆来顺受惯了，又何况死者为大，那还会在这些事上计较？

安阳城外洹水之上，自此便有了这空前壮观的陵墓——除了袁林本身近一百四十亩地外，袁家还买断了周围泱泱上千亩地作为祭田。如今，祭田不再属于袁林，啤酒街取而代之。当天晚上一群学界师友在那里喝酒聊天，不时开上两句关于袁大总统的玩笑。

袁大总统生前，是不喜欢别人开他玩笑的。他宠爱的一位侍妾，就因为说他一句“没姥姥家的”，随后即失宠。不过，那个侍妾的玩笑也开大了些。“没姥姥家的”在河南话中，既是“妾生的”意思，须知袁世凯最忌讳的，便是这一点，他之所以没有叶落归根葬在原籍项城，在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要儿子们“扶柩回籍，葬吾洹上……”，就是因为袁世凯的大哥认为袁世凯的生母刘氏不过是个庶母，不许其入袁家祖坟征穴。那时袁世凯已经官拜直隶总督，而且还是全国八大总督排名第一呢！就这样，袁世凯愤而迁籍，从此再没回过项城。

如此要强的袁世凯，为何会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又为何在中国进入共和时期之后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称帝？袁世凯身后骂名累累，多拜这二者所赐。而近年来发现的资料说明，当年的二十一条，最后袁世凯并非一一接受，而且在对待日本人的问题上，袁世凯始终不卑不亢。只是当时弱国无外交，就连性情刚烈的段祺瑞，在被老袁问及“中日交战，有无把握？”之时，也不得不实事求是的回答：“三日即亡。”强硬如老袁者，最后也只能衔恨宣布：

（日本人）现在已经撤回（第五项）。决议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服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

至于称帝，以往说袁世凯受了大公子的欺骗和蒙蔽，这未免太看不起袁世凯。当时的中国，形势上没有了皇帝，但是老百姓心中的皇帝却没有死去，加上当时中国一盘散沙，外强环伺，袁世凯称帝，或许想利用这一形势，纠集其涣散的权力，否则，反对称帝最力的，为什么恰恰是日本？从我们今天的理念看来，称帝是历史大倒退，袁世凯也已经因为称帝，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用今天的眼光去评判古人，真的可以那么理所当然吗？而在我看来，袁世凯终其一生，不过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旧人物，其墓地的设计上中西合璧，不如说折射出的，正是袁世凯内心的中与西的纠结。

并非存心为袁世凯辩诬，只是想尽量多接近一些历史的真实。袁林虽然不如从前，依然松柏葱葱，跟我一同去的女儿在那里玩得不亦乐乎，不时问这问那，当她问我袁世凯是谁时，竟让我一时无语，我该怎么回答她？按照我们过去的教育告诉她吗？还是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来告诉她，这一切对于一个成人来说都太复杂了，何况一个孩子？

辛亥一百年，各种关于辛亥的讨论纪念此起彼伏，在我自己，尤其看重的是在这次改朝换代之际，大清王朝实现了软着陆，而之前中国几千年改朝换代的历史中，莫不是通过对前朝的大量杀戮实现的。

本来想趁机去殷墟看看的，原本就不远，但是听去过的学者张耀杰讲，他去殷墟，看到的是杀人文化，展出的鼎里的人头，刀砍斧剁，痕迹历历在目。我听了，便打消了去看的念头。

我到安阳，不看殷墟，只看袁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