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创新需要回望   (刊于投资者报2012年第17期  标题被改为《教育不应被权力主导》)

                 陈远

4月24日，教育部网站发布消息，南方科技大学已正式获准建立，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为8000人。这所从开始筹备就备受关注的大学，再一次吸引了国人的目光。在教育部向广东省政府发出的通知里，要求南科大遵守基本教育制度，学校由广东省领导和管理，经费由广东统筹安排解决。

随即，南方科技大学对这一结果做出回应，表示，未来将以国际一流大学为标杆，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挥先导和示范作用，用实践回答“钱学森之问”，努力建成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努力建成我国重大科学技术研究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基地。

历经三年，南方科技大学终于“修成正果”，似乎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不过，熟悉近现代教育史的人，很容易看出这貌似和谐的一来一往之间的不和谐之处。

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是在北大启程的，1917年1月4日，蔡元培以质朴的姿态走进北京大学，向在排列在校门口迎接他的校工们脱帽致礼。也是从那一天起，他给中国大学定了一个恒久的调子：“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这个资深的革命党要员深深懂得教育独立的重要：“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

不过，蔡元培先生只是为现在大学制度定下了基调，这一制度的确立，却是在清华完成的。北大脱胎于大清旧体制，尽管是变法的产物，但是脱胎之时，母体文化便如影随形，北大之成功，一部分是因为其“老大帝国学校”的尊贵身份，一部分是是因为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个人气象。其制度建设在早期远远没有建立起来。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说，经过蔡先生之手完成了北京大学的现代性改造，并对大学的功能、性质、使命、制度组织等等做出了新的认知建，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奠定了比较成熟的基础。更为幸运的是，蔡元培之后的教育家们都懂得蔡先生，同时也知道蔡先生的理念可以追随，但蔡先生的气象，是无法学来的。所以他们才着意开始在大学制度的确立上花费心思。尤其是清华永远的校长梅贻琦，被写入南科大总则中的“教授治学，学术自治”，并非创新，不过是新时代下“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婉转的说法，而这一现代大学制度核心的集大成者，正是梅贻琦先生。

回过头来再看南科大与教育部之间的一唱一和，尤其是批准南科大建立的教育部，一个“通知”、一个“要求”，便把权力的优越感展示的一览无余，而“遵守基本教育制度”和“学校由广东省领导和管理”，则无异于套在南科大头上的“紧箍咒”，且不说现行教育制度的弊端，原本已经暴露无遗，与教育的本质越来越远，但就目前中国大学的数目之多，若要遵守现行的制度，何必还要费尽周折创建一个新的南科大？更何况，在南科大筹建之初朱清时的表述中，南科大试图冲破的，恰恰是现行教育制度的陋习和弊端。2010年1月，温家宝总理在谈到大学教育时曾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之后又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出台。但从当下的情形来看，大学要有自己独特的灵魂，难以哉！

而“学校由广东省领导和管理”更是粗暴地打断了南科大筹办之初其治理结构是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设想，赤裸裸宣示权力的野蛮。这样说，不是对广东省哪位领导有意见，而是权力应当有必要的界限，而非包揽一切，正如西谚有“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事情，上帝解决不了；上帝的事情，凯撒也同样难以解决。一味让权力主导教育，恰恰与教育的本质会渐行渐远。行文至此，又想起为现代大学制度奠基的蔡元培先生，五四时期，北大因提倡“新文化”，常招致政府干涉。1919年6月15日，蔡先生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宣称大学应有三项原则：一、大学应当是独立和自主的；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读罢挂冠而去。只是今日非昨日，今日无人再有蔡先生那样的资格可以依恃，也再无那时的环境可以造就那样的校长。

相比于教育部，南科大的回应和朱清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回答则透露着诸多无奈。无奈在哪里？不好说，不宜说，似乎也不可说，但细品朱清时接受采访时的每一句回答，仿佛都暗藏许多禅机，昭示着南科大不可预计的未来。

两年前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本来让人看到国家希望振兴教育的光亮，而此刻南科大的际遇和未卜的前途，则让人在光亮中生出许多迷茫。回望中国近百年的教育历程会发现，其实有些创新，不仅仅向前走，更需要回头看。前不久温家宝总理曾就开放民办大学征集各界人士的意见，这让我想起民国大学教育国立、私立、教会这三类大学三足鼎立的弹性序差格局，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尽管在财力物力上无法与国立大学相比，但由于其自身的灵活性和自主性要高于国立大学，不仅成为国立大学的有益补充，而且很快成为可以与国立大学抗衡的竞争对手，令当时那些国立大学的当家人无一敢于懈怠。但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那些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要么被解散，要么取缔，妖媚并入其他学校，唯有南开大学幸存，但是性质改为国立。自那以后，民国大学教育由三足鼎立的弹性序差格局转而变为国立大学一家独大的局面。

50年过去，当我们纷纷质问为什么我国不能产生像哈佛、耶鲁那样一流大学，当钱学森先生在晚年多次向温家宝总理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疑问，我们是否注意到那些大学一直存在着私学传统，在教育自治上有着绝对的权力？是否记得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些在教育上被一朝遗弃的思想遗产？是否记得我们也曾经有过与世界一流大学比肩的学校？

我在很多场合遇到“怎么看待南方科技大学”这个问题，我总是回答：“乐观其成，不报乐观。”

因为有些创新需要回望，但却并非掌舵南方科技大学的朱清时先生可以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