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我们越是想从文字中去了解，也许就会离历史真相越远。比如说今年恰逢九十周年的五四运动。在九十年的时间里，五四从开始的一个学生运动，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意义，这个事件的面目也就越发模糊。

如今我们谈论五四，至少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含义：一、五四事件；二、发生在五四事件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三；五四那个时代。

无奈的是，我们都没有穿越的本领，要想了解五四，还要通过文字了解。自五四发生以来，相关书籍汗牛充栋，本文不打算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只想择其精要，略作蜻蜓点水的点评，或许可以做为今天想了解五四的人们提供一条阅读路径。

分门别类或许让人感到枯燥，但是正如走路，认清主路和支路，才可以以最高的效率抵达目的。大致说来，关于五四的书籍可以分为几种：一、当事人的回忆和当时人的记录；二、后来者的研究。后者又大致可以分几种，正如一条大道之中的几条支路：概述性著作和专题性著作。

若读者诸君至此还不觉厌烦，就听我慢慢道来罢！

当事人的回忆最生动

蔡元培先生是知识界公认的“五四之父”，关于五四，蔡先生自己曾经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我在五四运动时的回忆》等文章中，简要叙述。这类文章多出现在各种蔡元培选集之中，其中比较好的则是出版于1959年中华书局版的《蔡元培选集》，而最全的则是《蔡元培全集》。蔡先生关于五四的回忆不多，但弥足珍贵，在其简要的叙述中，可以体会出蔡先生对于五四的某些看法，与今天颇有大相径庭之处。但是此类书籍比较适宜专业人士查阅，一般读者恐怕会望而却步。

一般读者，若是对蔡元培与五四运动这个题目感兴趣，不妨看看《追忆蔡元培》，此书虽然不是专门针对这一题目，但是其优点是剔除了许多过分专业化的、需要特别知识准备才能阅读的“准论文”，其中文章也多出自蔡元培的亲友、故旧、学生之手，距离事发时间不久，纵有走样，也大致不远。

关于五四运动回忆比较多的当事人是罗家伦，罗家伦是那个时代中和五四运动关联最紧密的当事人：五四那天学生上街的建议由他提出，上街的宣言则出自他的手笔。事后，罗家伦在报章上发表了许多关于五四的回忆，细节丰盈，文字生动。这些文字后来被他定居美国的女儿罗久芳整理成《罗家伦文集》，目前在台湾出至14卷。可惜的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内地还看不到这些文字。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罗久芳撰写的一个《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其中收录了一些罗家伦描写五四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到这位五四健将关于自己经历的反思。

相对于这些正面人物的回忆，有几个“反面人物”的回忆值得一看，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张国焘，因为叛党被打入历史另册。不过，在五四事件中，张是一位既活跃又关键的人物，在他厚厚三大卷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张国焘用了一章的篇幅回忆五四运动，不因人废言，是我们今天对待历史应有的态度。在内地后来关于五四运动的官方叙述中，“对立面”的罗家伦都有一席之地，张国焘却很少被提起，多少缺乏公允。

另外一个写回忆录的反面人物是曹汝霖，凡是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都会知道这个名字。曹汝霖在其九十岁高龄之时，写下《一生之回忆》，1966年在香港出版，最近则由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内地推出。书中对于五四运动有相当篇幅的描写，在他笔下，火烧赵家楼的喧嚣，恍如昨日，愤愤之情，溢于言表。曹汝霖将五四事件归咎于林长民跟他的个人私怨，以及徐世昌和段祺瑞之间的权力之争，对自己颇多回护，但他的回忆，史料价值不言而喻。过去研究的学者，对于曹的回忆，也较少征引。

刊行于1919年9月的《五四》一书，是记载五四运动最早出版的一本。书中所载，皆系编者的第一手资料。五四运动爆发后，杨亮功与表兄蔡晓舟当年就合作编写出此书。书中详尽描述了五四运动的全过程，并对起因与影响作了分析，还广泛搜集了史料，为后人作了全景式的记录，是研究与记录五四运动最早的一部。与后来的研究专著不同，这本书很少夏断论，更多关于五四的体悟，还要读者自己完成。

学术性专著

在不是以五四为研究对象的断代史专著中，有两本值得关注。一本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这本长达70万字的书中，五四运动只占了很短的篇幅，但是由于作者胡绳的地位，使这本书的累计印数高达300多万册。影响之大，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了“一论独霸”的局面，内地很多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性著作，在很长时间内，立论都摆脱不了这本书的影响。

在更大的范围内产生影响的是赫赫有名的《剑桥中华民国史》，那本书用了十章的篇幅来叙述五四前后的政治和文化，篇幅几乎相当于一本书。剑桥中国史因为聚集了世界史学界顶尖的高手，其权威性毋庸置疑。不过，因为这套书是面对国外读者的普及性著作，这让它在深度方面有所不足。尽管如此，书中关于五四运动的论述还是影响了众多的研究者。

在以五四为专题的研究性著作中，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资深教授周策纵撰写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是一本伟大的著作，同时也是海外学者研究五四运动的一个里程碑。早在60年代，周策纵就在书中归纳出了华人对于五四运动的三种评价：（一）共产党的解释———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发生的具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性质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爱国学生运动。（二）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传统派的批判———五四运动是中国的一场灾难。（三）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五四运动是一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

如今五十年过去，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依然如故，显示了这本史学名著的生命力。周策纵出生于上个世纪1910年代，这让他的作品较多地受到了上一代学者的影响。在《五四运动》这本史学名著当中，这种影响体现得也比较明显，比如把1918年5月的学生示威运动说成是五四事件的提前演习，就是受到了罗加伦的影响。

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地的一位研究者才因为深深地感到这段历史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开始搜集五四运动的有关材料。从1964年开始，到1983年最终脱稿，彭明为《五四运动史》前后付出了36年的辛劳。52.6万字的篇幅，分别论述了五四运动发生的社会、思想条件，五四运动的发展过程，五四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在材料的扎实方面，至今在五四运动研究领域也少有超越者。但是受时代的局限，这本书立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不过，这并不影响《五四运动史》是一本优秀的史学著作。

更多关于五四的著作是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出版于1934年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就是这样一本书，相对于后来中国内地对于五四时期千篇一律颂扬式地塑造，这本书立论持平，不过却长期受到学术界的忽视。作者伍启元出生于1912年，写作此书是正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对于当时的各种思潮却能作客观评价。文学革命运动、实验主义思潮、疑古思潮、国故整理运动、马克思唯物辩证思想、人生观论战、东西文化的论战、社会史论战等重要思想运动，在此书中无一遗漏，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伍启元在书中说：“中国总逃不出‘模仿’的工作。例如张君劢不过想做中国的柏格森，胡适不过想做中国的杜威，陈独秀不过想做中国的马克斯，郭沫若不过想做中国的恩格尔，甚至最近梁漱溟提倡中国文化的文章，也不过是‘模仿’罗素的理论吧！”这种审视的态度在当今的史学界来说也是缺乏的。

《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 》是另外一本值得阅读的专题性著作。作者是曾经写过《张申府访谈录》的美国学者舒哲衡，与其他专著不同的是，这本书的大部分资料来自于作者对于当事人的访谈，比如五四时期“新青年一代的知识分子”：许德珩、俞平伯、叶圣陶、朱光潜、冯友兰、金岳霖、张申府和梁漱溟，还有“五四”那一辈所教导出来的学生们、当时六十多岁的知识分子。像许多后来者一样，这本书对于五四采取了仰视的视角，认为前辈们那些行动是理所当然，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舒哲衡最后的一段话证明了这一点，她说：“我领悟到了我十年来始终未曾真正掌握的‘五四运动’的意义——只要专制、官僚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仍然盘踞在政治领导人和民众的脑袋中，启蒙运动必将在中国继续发展下去，无论路途是多么的曲折，代价是多么的高昂。”

有感于人们常常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淆在一起，陈万雄曾经写过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书名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流原》，对于五四事件和新文化运动作了厘清，算是一本比较可读的著作。

《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是袁伟时编撰的一本文献类书籍，有感于“新文化运动至今依然是扑朔迷离的怪兽”，袁先生乃编是书，资料尽多是从最初发表的报刊中选取。不过，从书的标题中，就可以判断编者的立场和姿态。

在思想史性质的专著中，对于五四时期最值得注意的断论是李泽厚先生提出的。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一书中，李泽厚对于五四时期提出了“启蒙压倒救亡”的精辟断论，至今没有人能够超越。

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五四的书是由杨念群撰写的《“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此书可以看作是作者不满于多年来史学界不能逃离周策纵在《五四运动》一书中总结的对五四的三种评价模式，而做出的一种对应。此书理论性较强，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比较容易产生阅读障碍。

限于篇幅，本文对于当下内地一些关于五四的论著涉及较少，而是把更多的目光投在了关于五四研究的早期著作上，不过，即使纵览后来的相关论述，也会发现，在大量关于五四的著作中，对于五四时期的保守主义思潮的研究是相当缺席的，而在当时，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恰如脱胎于同一母体的孪生兄弟，他们彼此之间的交相激荡，才构成了五四时期的全景图。五四研究的这种状态，恰恰说明书中五四还不全面，我们对于那个时代的了解和认识，还存在着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