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史上的个人主义思想谱系

——《正说李宗吾》再版自序

六年前写完此书，引得不少师友诧异：为什么我会耗费心力在李宗吾这样一个人物身上？他太有名，说凡有华人处，无人不知李宗吾，大概不算夸张。但，也正因为他如此有名，他留给世人的印象，也已定格在“厚黑教主”这四个字上，这四个字，充满了权谋和毫无底线的自利气息，从八十年代一直到今日，从大街的盗版书摊到机场书店，各种“厚黑成功学”一直在努力证明这一点。我最初知道李宗吾，也是因为这一定格的历史身份符号，甚至差点因为这一定格的印象而与李宗吾失之交臂。

世人对于李宗吾的误解有多深，便对个人主义的误解有多深。在编完《斯人不在》之后，我开始着意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存在个人主义的因子这一命题，并且决定用历史学的方法考察中国思想史上是否存在这样一条隐形的脉络，而李宗吾，便是我的切入点。

从杨朱“为我”到荀子“性恶”，个人主义的薪火在先秦时期其实并非若隐若现，“天下之学，不归杨，便归墨”，说明了杨朱之学在当时曾经是如何显赫，儒家在那时根本还数不上，更不要说是显学。直至汉代，“黜罢百家，独尊儒术”，个人主义才开始被逼仄在思想史的旮旯里，甚至只剩下断简残篇，以至于我在考察这一思想史脉络的源头之时几乎是无迹可寻，比如当时的社会史、经济史的资料，但是，在阅读历朝历代的史料时，我总是能感觉到中国文化的阴阳两面，或者说，其自身的自我调节：即我们的老祖宗们，并非是由表及里的儒家，更多的是儒家其表，杨朱其里，这和古代帝王常常是“外尊儒术内用玄黄”一样，尽管由于家庭的原因，从小就深受儒家的耳目濡染，这样的结论让我对过去受到的教育不免产生一种幻灭感，但我却不得不“痛苦”地接受这一事实。由于专业上的隔阂，以及体例的限制，在这本小书中我只能对于这个问题做到点到而止而不能完全展开。但我对于自己这一思想史脉络的判断，却颇有信心。尽管我也知道，这一断论在学界难免受到争议。

经过了近两千年的“犹抱琵琶半遮面”，个人主义在近现代中国再一次成为思想史的焦点是在五四时代，不过，那时的个人主义是个舶来品，说句大不敬的话，那时的先贤们，未必弄清了个人主义是个什么东西，即使在今天，在中国，说到个人主义，还是个充满歧义或者贬义的词。而李宗吾的“厚黑学”，发轫于辛亥之后，比五四要早，而且，一生未出夔门的李宗吾的思想资源，完全取法于传统，这是我对李宗吾产生兴趣的原因。而李宗吾的“厚黑学”也经历的诸多阶段的发展，按照我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第一阶段：专门利己主义，主要利己，哪管它又厚又黑，哪管它道德底线，李宗吾从历史中感悟到了这一点，又拿这一点来验证于历史，屡试不爽，这也为他赢得了话语平台，厚黑教主暴得大名，世人对他的印象，即来源于此阶段；但世人不知的是，李宗吾的思想后来有许多发展，最初只是他考察的，只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人物，而当他进一步考察之时，便在普通民众身上看到了中国文化的阴阳两面，而此时，厚黑也有了新的含义，厚是“隐忍”，黑是“坚毅”，厚黑，不过是底层民众在愚民政策下的生存之道，也是中国文化的自我调适；第三阶段，在“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李宗吾的厚黑与当时时代强音民族主义发生了关联，李宗吾把厚黑从个人性引申到民族性，竟然搞起了“厚黑抗日、厚黑救国”，此时，不但厚黑无罪，简直厚黑有理了。可惜的是，李宗吾后来思想的转变，被他早期“大放光芒”的“厚黑思想”掩盖了。

正是从个人主义思想谱系这个角度出发，我曾经在微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百年思想谱系，个人推崇的是严复、胡适、李宗吾、李泽厚。不幸的是，严复被忽视了，胡适被错过了，李宗吾被误读了， 李泽厚先生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当下之所以如此，四位思想家的命运似乎可做注脚。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不仅停留在李宗吾的厚黑思想上，对于教育、社会制度等方面，李宗吾都有自己的思考，这些思考，丝毫不亚于他在“厚黑学”上的创见，不过，同样由于他“厚黑思想”的掩盖，这些天才的创见一直没有受到重视。

此书初版之时，取名为《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新传》，李泽厚先生读完之后在电话中跟我说，对我对于李宗吾“大师”的这一断论有不同的看法，并且要我和他去专门谈一谈这个话题，可惜的是那时总有俗务缠身，而李先生又不是总在国内，以致于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深入和李先生探讨，不过，事后想想，那一题目确有不够严谨之处，且不说“大师”之谓的争论，李宗吾，果真被忽略过吗？他不过是被误读而已，所以后来在台湾再版时书名改为《正说李宗吾——现代思想上的厚黑教主》，在内容上也做了一些修订，加入了一些材料，减少了一些初版时的遗憾。

蒙许倬云先生不弃，慨然赐序，令此本小书大为增色，许先生是极富启示性的史学大家，他“拿历史当材料，拿其他学科当工具”的方法，我初闻时有如醍醐灌顶，尽管想先生步亦步，先生趋亦趋，无奈天资驽钝，这样天才的方法，我难得其万一。书出版后，曾经寄给远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先生，他是另一位我在历史领域内心仪的前辈，寄书本来是想用这样的方式向余先生致敬，没有奢望余先生能够读它。但据一位曾到美国余先生家中拜访的朋友回国之后说，你的书竟然摆在余先生书柜的很显眼的位置。言下之意：余先生很瞧得起你啊。这有时候不免让我也有点自得，不过，我从来没有向余先生求证过，我担心余先生说我太不矜持。还要特别感谢朱正先生，书出版之时，由于出版仓促和我的粗心，一致书中错字甚多，出版之后，朱先生以其特有的细致，在阅读之时为我一一纠错，并我把叫到家中正色训导，告诉我应该怎样做一个学者，勿小恶而为之，何况，错字，不是小恶，是大恶。我始终谨记在心。书初版之时，承蒙诸多师友厚意，耗费文字评论拙作，此次再版，一并收入，如此精彩的评论本来应该收在书前，但实在担心读者再读完那么多精彩的评论，再读此书了无兴趣，请师友们原谅我小小的狡狯。

我愿意把这本小书的再版，看作是向这些前辈们的再一次致敬。

                                                 陈远壬辰年秋

（此文为《正说李宗吾》一书再版序言，刊于投资者报，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