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是为什么》发表的当天，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邀请九三学社在京中央委员、各部会负责人及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委员举行座谈会，此次座谈会的主要内容还是以如何“帮助党整风”为主，但是已经开始出现了对储安平的批评，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周培源认为储安平的发言是有问题的，他说：“党天下”的说法是停留在用字不恰当上呢？还是思想观点上有问题呢？我看不是单纯措辞上的问题，而是思想上的问题。不过当时对于储安平的批评，还是有反对者，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陈明绍、候补中央委员顾执中等人就不同意对储安平的批评，顾执中认为还是“言者有罪”；并对人民日报开始批评一些人的错误观点表示怀疑，认为这样会影响大家畅所欲言。【16】不过，越到后来，这种反对批评储安平的声音就越少。同一天，在继续举行的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王昆仑发言说：“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说法是抹煞事实”，李伯球则在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举行的座谈会上“批评了储安平等人的一些错误观点”【17】 

浦熙修以她敏感的新闻嗅觉，也从《这是为什么》察觉到了某种动向，当天下午，她就打电话给陆定一，问人民日报这样做是不是“收”了？说这样做知识分子不敢再说话了，并且在电话中为储安平辩护。这天下午，她又与楼邦彦、费孝通等通电话，互通储安平的问题。【18】这些举动，在后来批判文汇报的时候，都成了她的罪证。

在内地对于储安平的批评（后来是批判）逐渐升级的过程中，香港和台湾的媒体也介入了对于这一事件的反映，香港上海日报６月７日第一版以头条地位刊登了储安平的言论，并且在编者按语中，称赞储安平“的确有一手”，新生晚报嫌香港报纸把储安平的发言登得太少，６月１１日在第一版刊出储安平发言的全文。并且加上编者按语，说在对中共的批评中，这一篇是“最突出的”，“这里刊出的是一字不改的原文”。为了醒目，这家报纸还在报头的左边刊登了一个声明，用红色花边圈着几个醒目的大字：“请注意本报今日特稿，储安平炮轰毛泽东”。香港的中声晚报在６月１２日特地发表了社论，社论说，在大陆“有储安平、葛佩琦这一班人，这是可喜的现象”。这正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服从真理的精神。香港“真报”，于6月９日、１０日连载一篇题为“遥向储安平致意”的文章。文章说储安平不失有良心有热血的一个操觚者，他的发言，确乎有“轻捋虎须”的勇气。“香港的 “天文台”报，６月８日以“北平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储安平炮轰毛泽东周恩来”为题的特稿，说储安平主持的光明日报已成为右派知识分子倾吐“苦闷”的“讲坛”。【19】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港台媒体的这些言论和报道，对于储安平后来的命运，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6月10日，吴晗接见人民日报记者，立场鲜明地表明自己对于储安平发言的态度。鉴于吴晗的身份，我们从吴晗发言的语气中，或许可以推断，在当时中共高层对于储安平发言的定性是很严重的。因为就在前一天的晚上民主同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的座谈会上，吴晗对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意见也是“完全不同意。因为他们的意见是离开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的”。【20】这次吴晗说的更详细：

储安平作了一个很引人注意的发言，这个发言的目的是离开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他提出了“党天下”的名词。在国民党统治时代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时候的“党天下”就是“蒋家天下陈家党”，这怎么能和今天的人民的天下同日而语呢？这是一种恶毒的诬蔑。……储安平说“‘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极其反动的话。他把一切现象归罪于宗派主义。宗派主义是要消灭的，他这话的含义岂不是要消灭宗派主义，就得消灭共产党，从而实际上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么？谁都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总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我们都选举过，储安平也选举过。你现在这样说，不怕人民质问：“你是怎样当代表的呀？”有人钦佩储安平的“勇气”。我不禁要问：勇气是要来对付敌人，还是对付人民的呢？是要维护社会主义，还是破坏社会主义的呢？这个问题首先应当区别清楚。【21】

这一天，吴晗真是忙碌的很，不仅接见《人民日报》记者，还在当天下午以民主同盟北京市委会主委出席了中国民主同盟光明日报社支部召开的全体盟员大会，在这个只有三十多人的大会上，大家“一致反对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名义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所作的发言，对他所谓“党天下”的错误言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并坚决表示决不容许把光明日报拉出社会主义的轨道。” 【22】

还是在6月10日这一天，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主持召开的非党人士座谈会上，还出现了同情储安平发言的声音，比如国务院参事万枚子认为储安平提出“党天下”“只是严重的思想问题”。储安平“只是‘立异为高’，语不惊人死不休，主观上不一定就是要反对党的领导，只是客观上起了很不好的影响”。万枚子还说，“提意见的人思想认识上有错误，他们的意见有一些还是可以考虑的。” 国务院参事李仲公不同意万枚子的意见。他说：“万枚子对储安平等人的言论所作的分析，冲淡了这些反动言论的严重性，减轻了对党、国家和人民应负的责任。储安平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可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既然现实不是这样，而要说是‘党天下’，这就是危害社会主义的言论。杨玉清说文人都是反现状的。不好的现状当然要反，但并不是连好的现状也要反。万枚子把这些意见当作只是旧的残余思想无意识的偶然的反映，这样就会更加鼓励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国务院参事王艮仲也表示不同意万枚子的看法。万枚子随即只好表示，他对储安平“并不了解”。【23】

当天（6月10日）晚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小组召开第三次会议，和8日九三学社召开的座谈会一样，这次会议的主旨依然是围绕着整风展开的，主要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的问题，展开了争论。在这次会议上，候补中央委员陈新桂说他完全同意储安平所说的共产党的“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而且据他猜测储安平可能是怕被人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而不曾进一步指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根源是什么，而他认为党天下的思想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接着，陈新桂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说：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中发生的斯大林错误，从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中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证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治制度是有问题的。陈新桂又说，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专政。这样，共产党在贯彻政策的时候，在实行对国家领导的时候，首先要信任共产党员，再就是信任青年团员，再就是信任靠拢党的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不产生宗派主义，不产生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不形成“党天下”是很难想象的。

陈桂新的发言引发了中央常务委员邓初民的批评，同时邓也批评了储安平“党天下”的观点。【24】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天《人民日报》报道此次会议时，说到储安平的“党天下”，还仅仅是“错误论调”，远远没有达到像后来说的“谬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程度。

6月10日的晚上，中国民主促进会也召集中央各部负责人和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举行了座谈会，会议是由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许广平主持的。许广平说储安平“利用某种幌子，叫人迷失方向，反对党的领导，我们根本不能同意。” 吴研因的发言没有点储安平的名字，但是他认为储安平是“思想有的是糊涂，立场也许没有站稳，有的是哗众取宠，快意一时，故意惊人。如果他们接受批评，问题也不大。” 梁纯夫、雷洁琼和徐伯昕、郑效洵等人则认为储安平的言论是“立场问题”。民进副主席王绍鏊则指出储安平等的谬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25】

与以上的言论相比，同一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原《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的文章对储安平的态度无疑显得“温情”许多，王芸生在谈到储安平的时候说：“储安平先生“党天下”、“一家天下”的说法，引起群众的愤懑，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居于领导地位，无论从宪法条文上看，或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实质内容看，都不能证明是“党天下”、“一家天下”。即使储先生对党内存在的宗派主义现象抱有反感，而发表这样笼统的言论，给人以反党的印象，对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或帮助党整风，都是没有好处的。” 【26】

6月12日，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在《高等教育改革中的三个问题》一文中，批评储安平“混淆了知识界的视听，造成思想上的混乱。这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很不利的，因此必须对它作严肃的批判。” 【27】这一天，在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的主持下，北京大学召开了一场座谈会，法学家王铁崖发言激烈，谈到储安平时，他说：“这不是除三害的问题，这是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问题。”费孝通因为只是认为储安平应该“认识错误”，也被认为是“非常错误的”。【28】各民主党派在这一天也是座谈会连连，李伯球、罗任一和张申府、严信民等在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举行的座谈会上“对储安平和陈新桂的怪论也提出了批判”；章友江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小组举行的扩大会议上说储安平“党天下”的说法是“反动思想，因为它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并认为“‘党天下’的含意有四”：“一、污蔑共产党垄断、包办了政府；二、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政府；三、‘党天下’还意味着反对党的领导；四，反对社会主义道路。”【29】

6月13日，章伯钧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声明“储安平的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丝毫也不能代表光明日报。他的‘党天下’的论调是和光明日报的立场完全背谬的。”当时，像章伯钧这样分量的人物，批判储安平的文章本应该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但是章伯钧的文章，却只能发在由民主党派的主办并且是自己担任社长的《光明日报》上，说明那时章伯钧的处境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6月13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第四次会议，“会议从八点钟破例地开到十一点钟”。会上发言的中央委员罗涵先、中央常务委员叶笃义、副主席史良、中央委员千家驹、候补中央委员陶大镛、中央委员罗子为、中央委员张毕来、中央常务委员胡愈之、邓初民、候补中央委员张纪域，都集中地对民盟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候补中央委员陈新桂、民盟盟员储安平等的错误言论作了批判，并且一致要求民盟中央应该对这些错误言论明确地表示态度，要求民盟中央和民盟成员必须和这种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在思想上划清界限。否则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这一基础上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因此，邓初民发言中建议，立即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来解决这一问题。

原来完全同意储安平观点的陈新桂此时也不得不为自己辩解，在这次会议上，陈桂新说：现在我认识到我跟储安平的说法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因为“党天下”与“无产阶级专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是在肯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之下，指出它有产生宗派主义之类的弱点。【30】

会上，史良作长篇发言。在《人民日报》上，她的发言是独立于会议报道之外单独发出的，可见这份发言的分量。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史良说：

……

我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我要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

……

我主张我们民盟中央必须明确表示，和储安平划清界限，如果我们中间有谁支持储安平的，应当公开站出来。【31】